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

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重要性,然而現實的狀況是中國思想研究與經學研究乖離已久。本文指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經學"與"經書研究"的概念混淆不清。從現代觀點出發,所做的經典解釋或者考察經書作爲書籍的形成等研究,皆非經學研究。所謂經學,是追求經書真理性的古典解釋學,因此我們要探討的應該是"經學之學",本文將重新確認並探討這一問題。此外,亦將一併思考"經學之學"的今日課題。以往經學的思想研究,太過偏重於政治思想的層面,本文認爲今後最有必要的工作是剔抉藴含於"訓詁名物"中的思想意涵。

訓詁的虚與實

本文以“無寧,寧也”這一訓詁爲切入點,分析比較了王引之與鄭玄對於經書中“無某,某也”、“不某,某也”一類詞語解釋的異同。由此發現,王引之具有“虚義”解釋的強烈傾向,而與之相反,鄭玄則始終堅持尋求詞語的“實義”。鄭玄的訓詁注釋是源於其經學家的立場,而極盡所能地推行“虚義”助字説的王引之,其學問性質乃反經學或脱離經學的。王念孫的學問根底裏尚存有對經之大道的信仰,而王引之卻超越其父,捨棄大道,以小學本身爲終極目標。作爲語典著作的《經傳釋詞》,雖以“語助”與“發聲”於歷來以假借爲中心的學問領域上開啓了新局面,但同時亦是小學的自我目的化的必然性歸結。鄭玄與王引之的對立,乃注釋之學與語典之學的對立,而“無寧”解釋的相異即兩者對立的突出性體現。

天子好逑——漢代儒教的皇后論

本文擬通過與經學議論相聯結的儒教式皇后觀之變遷的視點,對迄今僅以“外戚政權”之因素來把握的漢代皇后,進行全面考察。本文認爲:與皇帝相對偶的皇后,其權威被明確地定位於皇帝支配體制的構架中,則始於西漢武帝時代以後。在西漢末期,《儀禮》“夫妻一體”的思想亦被援用於皇帝與皇后。至東漢初期,皇后因獨佔“后”號而獲得了可與《禮記》所描述的“天子之后”相媲美的地位。作爲皇帝嫡妻的皇后權威之確立,從另一方面觀之,此亦皇帝權威本身發生變質而重塑形象的過程。衹是,以《儀禮》中所見普通夫婦的一體性亦套用於皇帝與皇后之間,並試圖令“至尊無敵”的天子與其一體之妻的皇后並存,這樣的儒教式皇后論原本就充滿了矛盾。鄭玄在《關雎》解釋中,使“后”成爲天子之對偶而調和天下之陰陽,“后”已超越天子一人之妻而位於更高的次元。雖然鄭玄的《關雎》解釋亦可謂牽強,而此亦試圖超越皇后注定要背負的矛盾而做出的努力之一。

黄侃《禮學略説》詳注稿(一)

《禮學略説》爲民國學者黄侃於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所開設"禮學概説"課程之講義。本稿繼承黄氏遺志,闡揚禮學,爲全文施加詳細注釋,以作爲禮學入門與研究之指南。

《左傳》鄭服異義説

自《世說新語》、《七録》以來,皆以爲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即本鄭義也。其甚者,竟以爲“服氏書出于鄭,即鄭學也。”本稿則於諸經傳疏中,輯出鄭服二家《左傳》注文,加以比勘,乃知服氏注與鄭說乖戾者甚多,非獨有小異,大旨不同者亦往往頗出。又服氏《解誼》集衆説爲體,鄭義爲其書所收,亦理之當然耳。《世說新語》、《七録》二文,唯謂鄭書歸服,未謂服悉取爲己說也。其欲取者取之,否者捨之,固事勢然耳。蓋服氏於鄭,視猶先鄭、賈逵之倫,非特宗之也。夫謂服注即鄭學者,由誤解二文之義,學者宜别白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