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发展——以法规范与案例的互动为中心

指导案例6号明确表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应适用听证程序,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实践中逐步拓展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肯定。法规范和相关案例对于听证范围的拓展表现为这样一种层次化的发展路径: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直接适用与具体化、"类似性"标准的应用和听证范围的实质性突破。规范和案例在听证范围的发展路径上存有各自的特点,但亦有明显的互动现象。在二者的交互影响过程中,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得到了不断发展。

宏观行政过程中的关联行政行为认定、效力与救济

复杂行政任务的实现往往需要多个行政机关协力完成,这容易引发行政行为间相互关联的现象。当关联行为分别属于两个多阶段行政过程,且构成无法定先后顺序的横向关系时,由于各行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联性难以识别,从而导致共同要件司法审查介入点模糊不清。综合行政任务与宏观行政过程是关联行政行为产生的背景,但关联性认定的核心在于法规范对共同要件的明确规定。共同要件会在关联行政行为之间产生存续效果和跨程序拘束力,并成为两个多阶段行政过程的连结点,从而保证行政任务目的的一致性。当处于横向关系中,关联行政行为的救济存在特殊性。在两行为均可争讼的情况下,基于行为间事实上的先后顺序,存在救济的最佳时点。一旦其中一个关联行为已被提起争讼,会因为共同要件拘束效力的存在,影响其他关联行为的救济,从而帮助确立司法审查介入点。

以财产权保障条款为依托的损失补偿机理——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证统一

我国损失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各法律法规,其中存在补偿原则表述不一,补偿程序与标准之科学性、合理性不足等问题。损失补偿原则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国内学者对此的探讨也难定一尊。宪法中的财产权保障条款为损失补偿制度奠定了规范性基础。财产权不可侵犯条款成为该制度得以构建的道德根基。征收条款作为对财产权之存续保障的违反,是功利主义的突围;补偿条款作为对价值保障的实现,是自由主义的回归。在以宪法条款为依托的损失补偿结构中,补偿(自由主义)对征收(功利主义)的制衡,使财产权的保障最终恢复到不可侵犯之道德根基上来。在此种机理的指导下,损失补偿制度的安排要注意征收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以及补偿的充分性与公正性。

行政听证程序的本质及其构成

庭审式的听证程序,在被移植到行政过程中时出现了适用困境。为此,需将听证的核心内涵还原为行政过程的参与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行为。听证是行政权正当性之参与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一程序性制约机制为行政过程注入了交往理性的特质。据此,听证程序的构成要件可分为基础要件和功能要件。行政听证的基础性构成仅包含基础要件,目的在于保证有效的沟通过程;功能性构成则包含了基础要件和功能要件,用以形成不同的沟通类型,而目前庭审式的听证程序只是正式听证的一种类型。面向行政任务的听证制度,应在保证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具有更弹性化的程序安排。

多机关参与决策程序研究

在综合行政任务中,多机关参与决策成为一种常见的行政权运行样态,但目前的行政程序制度对此鲜有规定。多机关参与决策程序可以分为多中心决策和多阶段决策两种结构;同时根据有无法定先后顺序,就其中各决定的关系而言又可区分为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在不同程序结构中,决策主体之间的影响模式包括权威模式和沟通模式两种。基于上述程序结构和主体间影响模式的内容,可以刻画出多机关参与决策时,各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由其参与形成的各项决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宏观过程视角下的行政程序理论框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动因、困境与出路

以"入世"为契机,中国正式启动行政审批制度的深化改革。从中央层面而言,这场改革系通过领导模式革新与部门主导式自上而下的放权,逐渐达成政府职能转型的基本目标。地方政府则在制度上缺乏自主创新空间的情况下,以整体政府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积极回应中央的改革要求。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诸多问题并未解决,在中央新一轮依法治国的改革动议下,可以采用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巩固与保障改革效果,以此来解困政府主导型改革模式所面临的问题。

启发式教学法在外国法课程中的应用——以美国行政法案例教学为例

启发式教学法将教学过程从传统的单向灌输,变成了双向沟通。要在外国法课程过程中运用这一方法,原文判例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和媒介。以美国行政法案例教学为例,教师应先对相关制度背景和基础知识进行介绍,然后由学生以小组研讨的形式进行案例的自主学习,并进行研讨成果的展示,最后,教师还应进行整理、提炼和沟通反馈,从而发挥启发式教学所具有的启迪、引导、反馈、阐发的功能。以案例为工具进行启发式教学,在课程评价时应采用以学生参与程度为标准的形成性评价模式。在外国法课程中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对教师和学生的课堂组织、专业知识、文献阅读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这一教学过程也展现出,在法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功能不仅是应用性的,也是帮助学生发现和提炼规则的方法。

正当程序的衡量标准——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

继戈德伯格诉凯利案将正当程序保护扩展至社会福利领域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对正当程序的具体衡量标准予以了明确。就程序正当性问题而言,本案的争点为,终止社会保障伤残津贴决定前,是否需要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情境化"的衡量标准,即行政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需在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的基础上,个案化地作出判断:第一,可能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第二,因为现有程序而使相关利益遭到错误剥夺的风险,以及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保障所可能具有的价值;第三,政府利益,包括所涉及到的行政职责、采用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所造成的财政及行政成本。经过上述两个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扩大了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范围,同时又确定了灵活的判断标准。

行政许可权下沉研究

行政许可权下沉,既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深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可以被视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践中存在多种许可权下沉的实现机制,既包括能够直接改变职权归属的许可权下放,也包括不改变职权归属的许可权委托、在基层设立分支机构审批以及多审级事项的基层直报机制等。在进行行政许可权下沉时,要以下级机关的承接能力为依据。因此,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将许可权分配于基层,乃至进一步下沉至乡镇和街道级别,都有相应的范围选择。行政许可权下沉需要与其他许可权分配方式相协调,包括特殊情况下的许可权上收,以及横向上的相对集中。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制度是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基点。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下,加强公民行政参与权的保障、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是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如何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以保障公众参与权的正当性并具有效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依据“理论基础—正当性准则—法律规范—程序效力”的逻辑框架,重新审视沟通式规划理论的本质内涵,依据沟通理性提出公众参与程序正当性的3条衡量准则。在此基础上,基于对我国现行空间规划法律法规中公众参与相关制度的评价,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中不同层级的规划要求,有针对性地探讨进一步完善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期以沟通理性为准则提升并规范行政参与权的行使效力,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的建设和加强现代化的多元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行政处罚主观过错要件的客观化适用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明确,相对人能证明无主观过错则不予处罚,如何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本条款适用的难点。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应置于具体的规制语境中予以考察,本文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其中食品经营者尽职免责条款,是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在该领域的具体化。随着责任理论的变迁,过失的认定从主观的心理状态判断转化为了客观的注意义务审查;特定规制领域的注意义务又以制度化的填充规范为指引,从而进一步实现了过失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客观的注意义务并不否定个体差异,应根据各类社会主体的控制能力以及所涉行为的特性,设置类型化的注意义务标准,而不同主体之间注意义务的区别,则表征了其所承担之规范期待的差异。应在规范目的下体系性地看待处罚与其他规制措施的关系以及主观过错要件的地位。在危险防御的逻辑下,责任评价有客观化的趋势,但仍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

作为沟通过程的行政听证

从现有行政听证制度的历史来看,脱胎于抗辩式庭审过程的听证程序,在被移植到行政过程中出现了适用困境。"司法型"听证所营造的"正式化"陷阱,使其难以和行政任务的多样化需求相匹配。以理想类型的研究进路,在现有制度雏形的基础上,并结合行政机关功能的变迁,可提炼出行政听证的两种纯粹类型———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这两者分别代表了基于互利互惠和共同目标的沟通过程,其中个人主体地位从消极地防御侵害发展为积极地形成公共秩序,相应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对抗型与协调型的特征。沟通目的以及程序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行政听证理想类型在程序主体的角色分化和相应功能,以及听证程序产生之拘束力上存在的差异。

行政规划正当性模式的转型

现有行政正当性主要通过法律规范授权、专业知识供给和法律程序约束来获得。这种正当性模式在解释规划这一类重大行政决策时存在较大欠缺,没有关注规划所具有的"目标—手段"这一特殊结构,难以为规划体系的统筹性提供支持,也无法就规划的调控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政府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以决策目标的设定和实现为根本,需要超越传统控权模式,进一步考虑决策目的的层级性和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决策正当性模式强调整体政府层面上的有效和负责,关注行政机关在活力和能力方面的支持,并通过促进透明度来增强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将决策正当与传统的行政权控制手段相结合,就能形成一个双层次的行政正当性控制框架,从而能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动力、协调和责任问题,并在根本上实现行政正当性模式的转型与重塑。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现机制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目前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尽管行政审批局模式提出了许可权转移和实质性集中的要求,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困境。二选一的改革模式,对于许可权集中路径的刻画本质上是单一化的;相对集中而非绝对集中则意味着,应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方式实现许可权的集中运行。许可权集中包括空间集中、程序紧缩、事项归并、职权整合等多维度路径。而在运行模式上,需要根据行政任务的差异,区分标准型许可事项、专业型许可事项和综合型许可事项,在同层级部门之间以及各层级政府间进行许可权的分配,以实现许可权的横向与纵向集中;在许可权行使方式上应根据集中程度的具体需求,选择上述某一维度的路径或对于各种集中手段进行组合。

程序理性视角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彰显程序理性的若干制度安排,一方面促进了改革实体性成果的产生,另一方面,更以其独立价值赋予了改革过程以正当性。以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规则制定的参与化、标准实施的透明化和程序执行的集中化,以及这些理念所支持的协商性规则制定、行业联合审批、基本建设项目会商会审等体现法治理性的一系列程序安排,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体制性束缚的情况下,对于深化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