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政治-市场”双元能力与企业对外投资绩效

投资进入“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同时面临来自“政治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挑战。本文通过阐释企业进入“政治市场”的政治能力、进入“产品市场”的市场能力及其交互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影响企业投资绩效所依赖的能力组合。结果显示:政治能力、市场能力(技术维度)及其交互均会提升企业的对外投资绩效;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低组织冗余企业,国有企业和高组织冗余企业更依赖于培育和发展双元能力以实现理想的投资绩效。在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仍较稳健。结论表明,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成功与在“产品市场”的成功同等重要,且企业在两个市场的成功会产生协同效应。本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及运营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政治能力、高管过度自信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高政治风险区位,高管过度自信是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影响的传导机制;然而,该影响仅在国有企业和当东道国与母国政治风险距离较小时存在。上述结果表明,高政治风险区位的“机遇预期效应”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高政治风险区位“机遇预期效应”的前置因素,东道国与母国较小的政治风险距离也是企业政治能力在高政治风险区位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本文推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研究,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利润获取、利润转移和所有权的威胁日益凸显,因此,政治风险已成为企业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外针对政治风险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国内这方面研究相对匮乏。为此,该文对政治风险的现存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其内涵的发展演化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治风险的分类及相关来源,总结了政治风险的测量方法及其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重点讨论了跨国企业弱化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从而为未来研究推进奠定基础。

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联合调节效应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利用2008—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探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有阻碍作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会缓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抑制作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大小;采取渐进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处于收益状态的企业,上述结论更加显著。本文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及如何进行有效风险管理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高科技公司CEO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自我归因偏差(SAB)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自我归因偏差的角度，在调查以往相关文献和2008～2012年间中国高科技公司CEO并购历史的基础上，针对CEO过度自信、并购和高科技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构建CEO过度自信、M＆A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CEO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CEO的第一笔成功交易会为公司带来正的公司绩效，高阶交易则产生了负的公司绩效；（2）与罕见并购相比，频繁并购者所在公司的公司绩效更差，另外先前并购的正公司绩效并不会影响后续交易中负公司绩效的产生；（3）与理性CEO相比，存在过度自信CEO的公司，公司绩效更差，而且与罕见并购者相比，频繁并购者所在的公司绩效更差。大部分假设均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区位决策——基于非市场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

基于非市场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探讨向具有风险属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对非市场环境约束的政治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应对产品市场环境约束的市场能力与风险区位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企业的政治能力、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政治风险更高的东道国;②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交互具有协同促使企业向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的作用;③相较于工具性/经济性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会分别增强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对企业风险区位投资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采取情境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新企业,采取系统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成熟企业更擅于发挥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联合效应投资到具有更高政治风险的区位。研究发现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