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文章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理念

《后汉书》在著录文人撰作时,形成了一种按文体对文章进行类分并一一列名的著录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范晔借助后起的晋宋时期的文体观念与史文材料所构建起来的认识,而是他依据东汉史料对东汉文体构成与文体观念所作的一个客观描述,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后汉书》的这种分体著录方式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包括了各体文章的结集状态,文集的编纂原则与体例等方面。这些迹象表明,具备后世别集形态的标准型的别集实际上在东汉已经存在。不仅如此,这些信息还显示,东汉别集的编纂已经体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文学观念,诸如集部和经、史、子书的严格区别,集部文章有韵无韵的区分等等,它们都是东汉文学具有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的一个显著标志。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汉魏古辞

梁鼓角横吹曲是南北文化互动交融的产物,包括了从汉魏直至南北朝多个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本身即为汉魏古辞,如《陇头流水歌辞》《陇头歌辞》《紫骝马歌辞》;有些作品则在语言上化用了汉魏乐府,如《企喻歌》《黄淡思》《幽州马客吟歌辞》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晋室南渡后乐府旧曲和乐工部分留在了北方,且汉文化在北地本来就有深厚的渊源和传统,加之水深土厚,民得其质直,故"其辞多古语"。

秦皇岛市燃气总公司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高效服务

到2015年初，秦皇岛市燃气总公司压缩天然气分公司已接收民用户近5万户，点火3万户，但原有信息管理软件只有IC卡售气和用户底卡管理两个功能模块，安检、收费、接报修、改线的信息管理只能依靠手工，查询和统计工作效率很低，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和用户需求。为此，压缩天然气分公司于2015年初邀请研发单位创建了新的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魏晋南北朝别集序的文学批评意识与文集编辑理念

魏晋南北朝别集序作为研究这一时期作家作品最早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与文集编纂信息。序作者对文集作者所作的传状式或颂赞式书写,乃是秉承以人传文的传统,自觉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为读者了解其人其文提供重要的支持,究其性质已经属于文学研究中作家论的范畴。序作者对于文集作者诗文风格与文学造诣的品评,往往是其文学批评思想和见解的高度浓缩,具有相当的经典性与深刻性,对后来的作家作品研究,亦常常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在汉魏六朝旧集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别集序所体现出来的编纂原则和编纂体例,是我们考察当时别集编撰情况和编辑理念的最为珍贵的材料。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蔡琰《悲愤诗》二首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不朽名篇。然自北宋苏轼质疑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古今学者长期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质疑者之所以怀疑《悲愤诗》二首为伪作,主要是认为其所述情景与史实多有不合,而回护者之所以极力回护,则是认为其所述情景与史实并不相悖。检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可以发现,其争论之所起,一方面固然是《后汉书·董祀妻传》及《蔡琰别传》对蔡琰事迹的记录过于简略,不足以回答蔡琰作品涉及的一些史实问题,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忽略了对另一份存世的关键性材料的认真解读,这就是同样产生于汉末建安的丁廙《蔡伯喈女赋》。

从骚体《悲愤诗》到《胡笳十八拍》

关于琴曲《胡笳十八拍》,自唐以来便多将其认定为蔡琰作。但实际上,《胡笳曲》当为后世之好事者有感于蔡琰之独特经历而据其骚体《悲愤诗》所谱写,蔡琰只是托名。此曲不仅在唐代形成了沈家声和祝家声两个著名的演唱流派,在流传过程中更是涌现了以董庭兰、杜山人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演奏者。此后,唐人刘商又据世传之《胡笳曲》“叙当时之事”,著《胡笳十八拍》之歌词。从骚体《悲愤诗》到《胡笳十八拍》的这一形成过程与传播轨迹,彰显出了经典人物与经典作品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