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龄消费算法调整路径及算法歧视制度化纠正机制

银龄消费算法歧视的现实困境,包括算法歧视隐蔽性、“信息茧房”效应和科技产品技术性排斥等。目前,有关部门尚未构建完善的老年人算法歧视治理制度及相关行业自律规则。文章认为,在探索算法设计者调整路径和算法使用者调整路径的基础上,应完善算法设计者、使用者行为约束制度,构建算法数据偏差合理矫正制度,以形成银龄消费算法歧视的纠正机制,从而平衡科技发展与老年人群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先买权法律性质研究

民法学界对于先买权的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这对于严谨民事权利体系的建立,实现其具体规范功能殊为不易,因此,作者通过本文的论证,力求将先买权的法律性质清晰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首先区分了先买权行使的常态和异态,以此对先买权的应然涵义做一界定,接着对关于先买权法律性质的诸学说予以介绍和评析,从而提出了将先买权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形成权是最为准确的定性,最后,具体分析了先买权法律性质的作用机理。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视野下委托监护制度分析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没有得到社会足够重视,被称作"隐形的弱势群体"。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通意见》中确立了委托监护制度,对保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2017年《民法总则》中没有对该制度的设计。在此背景下,希望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编纂过程中,能继续保留此项制度,并对委托监护制度在受托人条件、权利义务、责任及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使该群体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先买权法律效力研究——兼论对先买权人的法律救济

先买权法律效力问题的起算点和逻辑起点都在于先买权的行使,先买权的法律效力直接体现为先买权人和义务人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先买权的法律效力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为先买权行使所引发的合同之债的效力,其二为先买权行使所引发的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先买权的法律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于先买权人利益的保护方面,作者认为债权法上的救济具有局限性,同时提出可以采用物权法意义上的公示作为保护先买权人利益的对策,具有债权法上的救济所不及的特有的功能。

大数据的时代特征与法律认知

在数字化时代浪潮和需求牵引下,“大数据”吸引了众多领域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如何理解大数据,如何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与功能,如何面对大数据的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的较大困惑,是大数据以及法律等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大数据基本内涵、多元化特征、研究范畴、隐私与法律属性等方面,对大数据的科学意义、社会性质、大数据益处与风险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研究表明,大数据在给人们生活提供了方便、给社会各个领域增添解决问题的动力、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会产生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以法律认知作为基本框架进行研究,对有效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与作用,有针对性地降低安全风险等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先买权制度之法律思考

先买权制度,在常态下,只要出卖人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无须"激活"先买权,先买权制度的目的即有望实现;而在异态下,出卖人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只有当先买权人积极行使先买权,先买权制度的目的才可能实现。

论先买权的法律规制——兼谈先买权制度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应然定位

对于先买权的法律规制,在厘清先买权的成立与行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主要从先买权的行使条件、行使时间和行使方式三个方面着手。在行使条件上,着重把握先买权行使的启动条件和实质性条件的认定;在行使时间和行使方式上,对常态和异态两种情形分别予以讨论。最后,对于先买权作为一项民法制度在未来的民法典中的应然定位做一大胆的设想和论证,以供未来民商事立法参考。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物权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