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更几兴废,物华常流传--马面裙的始末、解构与重组

本文梳理了"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流变:自汉唐时期的流行围系之裙、到宋代出现有门襟的旋裙,再到明代形成固定马面褶的马面裙,清代又出现了褶裥独具特色的百褶裙、鱼鳞裙、阑干裙、月华裙、凤尾裙等名目的马面裙。通过相关裙的广泛调查,本文提炼出清代马面裙的结构定义与图像模型,并从结构、色彩等角度阐释了马面裙的马面、百褶、鱼鳞褶、凤尾等结构元素如何自由组合。进一步地,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五种设计元素以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并对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变化对马面裙形成、消失起到的影响做出解释。

视觉文化与艺术史

视觉文化诞生之初,就受到艺术史深远的影响。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艺术史开始显得老套和落伍,两个学科领域的冲突日益增强。本文作者比较视觉文化与艺术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包括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以及政治身份和社会结构等内容,并且举例证明艺术史中存在的问题。视觉文化产生于艺术史、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以及翻译研究中,并吸收了众多人文学科的理论。但有些学者认为分散的实践不意味着在理论意义上的跨学科,他们对视觉文化作为跨学科成立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质疑。视觉文化被认为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性理论,梅尔维尔提出喜鹊理论,鲍勃·赫杰提出"搜查"理论以及米歇尔提出"去学科性"等。

从艺术史到图像科学——司汉访谈录

本期访谈的嘉宾是司汉博士。司汉于1996年赴瑞典留学,2008年获得哥德堡大学的"美术史与视觉研究"博士学位,现任瑞典国立东方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中西艺术、图像理论和实践、东西方艺术交流史、20世纪瑞典建筑以及中国玉器、陶瓷等。本刊记者祁姿妤将以瑞典东方博物馆与视觉文化为两大主题,与司汉博士进行交流,与大家一起了解瑞典东方博物馆的情况以及他对视觉文化的学术观念,分享他学习的经历和经验。

礼拜看不见的佛陀——2~4世纪东南印度佛足迹石的朝向分析

印度艺术史一般认为,在佛像诞生之前,印度用佛足迹石暗示佛陀。事实上,佛足迹石并未随着佛像出现而消失。以一例被倒置误判的2~4世纪东南印度佛足迹石图片为切入点,提出在立面中,东南印度佛足迹石也应当为脚趾朝下的假设,进而对东南印度出土的五例佛足迹石辨别,分别从外围装饰、脚趾朝向、足内三宝标的朝向等三个方面对该假设进行论证。其研究价值在于可以打破现有印度美术史单纯以有无造像来分期的局限,丰富对造像之前时代美术体系的认知,同时确立以西北印度、中印度区域为基本框架的二元美术传统。

东亚佛足迹的样式、图像结构与风格问题

东亚有一类佛足迹图像的内部有多种图案花纹,分别以石块、雕版、纸本、石碑等材质作为媒材被传承与传播。20世纪以来,中、日学术界围绕着它们附属的铭文或题记,相继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玄奘将这种图像带回中国,有的学者则认为是王玄策将其带回中国后又传入了日本。但这种由人名界定图像样式的分类标准,并不能涵盖目前发现的多数佛足迹图像。结合前辈对佛足迹在印度的分期、分区成果,本文从佛足迹图像内容的演变历史和图像性质出发,将佛足迹分为三种风格,最终得出佛足迹样式与玄奘、王玄策这类知名人物的关系,是一种中古时期普遍的“图文书写传统”这一结论。三种风格分为:第一,中古时期中日佛足迹风格与玄奘、王玄策都有关,这一时期两人名下的图像本身并无差别;第二,宋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与韩国佛足迹以雕版重绘,风格只与“玄奘”有关;第三,日本17~19世纪的佛足迹产生了四种次生风格,体现出区域风格的发展规律。

汉藏双重背景下的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

明清时期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行发展,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原本具有汉地石碑雕刻风格的佛足迹图像以绢画、唐卡的形式为载体,向蒙古地区传播;清代五台山以外的汉传寺院不再选择塔院寺佛足迹石碑进行传摹,而是重新回到明初卧龙寺的汉传祖本。研究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与相关实物的传摹关系、传播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长安、五台山对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麦积山石窟游客承载量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诸多石窟中,麦积山的高空观展环境最具代表性。麦积山游客数量呈现叠加效应成倍增长,近年来游客承载量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平衡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一现实需要再次引发了关于游客数量管理的讨论。文章将展现近年来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及相关单位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回应,譬如VERP方法调研、管理实践以及文化景观方法视野下的新规划。

头光、树冠与台座--论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树下佛说法图”性质与源流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一类佛说法图表现为佛陀头光上有树冠装饰。本文将着重从图像组合的角度说明“树冠、有头光的佛像、台座”是一种树下佛说法图,它的影响范围从中印度、西北印度波及克孜尔、甘肃东部。某一地区的图像样式能否被命名为一种新的地方图像样式,是需要建立在与周边图像的系统性研究的基础上再判断的。因此,本文将从图像组合及佛教思想背景角度,对头光上树冠的性质进行重新阐释。

灵山、祥瑞与诗迹入画:3种文化传统对麦积山文化景观的塑造

麦积山坐落于群山之中,呈现出“四周环绕中央”的空间布局。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尤其是以自然基础、物质实体与观念行为三要素,对麦积山进行静态阐释的研究较为普遍。文章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调查方法,重回更基本的“人对自然持续的作用”层面考察及三要素的互动形成过程,归纳出佛教传统、政治传统以及文人传统3类观念,对麦积山的崖体、崖体上的佛塔、特定天气下的崖体及周边环境等自然基础和物质实体进行的营造,相继形成了佛教灵山、与有关的祥瑞的舍利塔、山寺、麦积烟雨等文化景观。

传统村落如何再生

作为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遗产,传统村落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但不管是对其价值的判断、保护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是对乡村振兴的回应,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进一步理解。相较于人们所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概念,传统村落作为被认定的保护对象,正式进入遗产管理体系的时间并不算长。自2012年4月,住建部等四部委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调查保护工作以来,至今也不过六年时间。

数字化技术之剑

上世纪，学术调查依靠学者、冒险家拍摄珂罗版照片、依靠手抄文献条目；本世纪，学术调查依靠大型数据库。根据图像特征、题记在数据库中直接寻找艺术作品，成为这个世纪研究者的福音。相对书画行业，石窟艺术的发展开得较晚，遇到了不同与书画数字化采集的诸多情况。本文就数字化图像采集、数字化保护与风格甄别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

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发展脉络初探

本文以整体性视野考察北朝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以及发展历程。在学术史层面,对宿白“凉州模式”在学界的普遍使用情况、理论的后续发展进行了辨析与反思,主张中心柱窟自北魏在北方地区而非凉州兴起。在研究对象层面,重新对北朝中心柱窟形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能辨析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来源,厘清传播发展、分化的路线。

鸟儿歌唱、蜜蜂歌唱,甚至树也歌唱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帮助下,塞莱斯特·布尔西耶-穆热诺教会世界去唱歌。在上周五,尽管还在忙于筹备参加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项目,但塞莱斯特·布尔西耶-穆热诺（Celeste BoursierMougenot）仍然有意识地待在法国南部的家中,进行他的日常生活。从信号并不清楚的手机通话中,我得知他正全神贯注于去城里买一些鸡,作为他儿子6岁生日的食材（他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他愉快地透露了一个秘密，蛋糕——尽管并非他亲手烘焙——的形状将会是一只长颈鹿。

中国简单型佛足迹图文溯源

佛足迹是早期暗示佛陀的重要符号,后期逐渐被解释为佛陀三十二相中的一种。中国目前发现了四处不同图案唐代佛足迹图像,每例图案都在两至三种,图案各不相同,不能用三十二相来解释。以往它们也曾被认为是玄奘从中印度带回中国的一种粉本样式。本文将重新阐释这些佛足迹作为图像类型的产生、传播历史。一类是图像传播,源自西北印度贵霜时期佛足迹的经典结构;另一类是图像文字间的相互转化传播,均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文字记载进行复原的案例,由于各地工匠理解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中国四例简单佛足迹图像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