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鹿港与蚶江口的设置及其影响

清统一台湾后,结束了"海禁"政策,开设鹿耳门与厦门作为两岸交往的口岸。两门单口对渡,持续了一百多年。后随着移民台湾的增多,台湾的渐次开发,单口对渡已经不能满足闽台经贸、人员交往的需求,需要开设新的对渡口岸。鹿港与蚶江口以其特殊的地理及经济优势成为继两门之后新的对渡口岸。鹿港与蚶江口成为正口后,对两地及邻近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带动作用。

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创新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与创新客家山歌对于保护客家文化有重要意义。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创新应该坚持继承性、民俗性和时代性,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才能既体现时代要求,又体现客家风情。客家山歌传承与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双文化教育,山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以及山歌的市场化运作等。山歌的传承与创新有重要意义,既保存了客家山歌这种传统的民间音乐,又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客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林译序跋看林纾的爱国情怀

序跋是窥见学者学术思想、性情志趣及学界交游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林纾高度重视序跋的写作,"林译小说"的大量序跋是其启迪民智,探寻救国图存之道的重要载体。在林译序跋中,林纾提出了"变法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一系列重要的理念,是林纾渴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强国之梦"的真实反映。

族群与神祇:台湾福客关系与义民爷信仰

义民爷信仰是一种与大众爷、有应公信仰接近的鬼魂信仰,普遍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但台湾客家人在族群意识的主导下,不断抬高它的神格,将其塑造成具有特殊德行的神,将其视为台湾客家人相互认同的标志。台湾客家人之所以要将义民爷信仰构建成如此高的地位,是台湾客家人与福佬人在特殊区域社会背景下长期互动的结果。探讨台湾客家义民爷信仰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进一步厘清清代台湾客家与福佬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定光佛信仰看台湾汀州客与福佬人的族群关系

在台湾客家族群中，有嘉应客、惠州客、漳州客、汀州客等，其中以嘉、惠二州客家占多数，汀州客、漳州客在台湾客家人中属于少数，所占比重不大。汀州客家人中又以永定人占绝大多数，台湾现存的两座较为完整的定光古佛庙均为永定客家人出资兴建和修缮的。

论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奢侈之风

唐末五代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南方士人群体的境遇较好,心态与北方士人相比也不同。他们与王权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状态,内心深处眷恋盛唐时期的繁荣,行事上讲究物质享受,标新立异,人情放荡,风雅不羁。唐末五代士人的奢侈之风,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加速了南方各政权的灭亡。

清前期台湾道台理“番”措施初探

作为主管台湾民政的地方官,理"番"是台湾道台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清前期各任台湾道台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番民"问题,如抚绥"番民"、革除杂派、解决番地流失问题、推进"番民"教育等,这些措施对推进"番民"的汉化进程、缓和汉"番"之间的矛盾、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族群冲突与国家控制:以清代台湾三大民变为例

清领台湾时期,台湾社会动乱不断,其中历时最久、波及最广的是所谓"三大民变"。在这三大民变中夹杂着复杂的族群关系,民变的起事者是漳州籍或泉州籍的福佬人,客家人则站在对立面,充当义民。对于民变中族群冲突的认识,不论是清廷或是民变领袖都经历了一个过程,他们都曾试图消弭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建立一个泛族群的联盟,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族群分类"的矛盾并未消失,又孕育着新的矛盾。

清代台湾地方官族群关系处置措施探析

族群问题是清代台湾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被认为是台湾难治的症结所在。清代台湾地方官员在族群问题上,渐次采取了制定章程、庄规、禁约,从速从严弹压,晓谕劝和等一系列"严惩于初起、防患于未萌"的族群处置措施。这些措施是清政府台湾族群政策的体现,它客观反映了清政府致力于缓和、消泯台湾族群矛盾,维护清政府在台统治的治台策略。

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

唐末五代初,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士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而同时的福建在王氏治理下,相对安定,许多士人为避祸,纷纷南下福建。在闽国前期,王潮、王审知兄弟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使闽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发展;闽国后期,王氏诸主昏聩残暴,信任巫道,蔑视和迫害士人,政治迅速腐败,闽国走向衰亡。

梅妃及其对莆田民间信仰的影响

“梅妃”，一个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人物，近年来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对浦口宫的调查，初探“梅妃”在当地民间信仰中的影响，以及由此在当地形成的一些独特习俗。

古代畲族的社会教育

畲族是分布在我国南部闽、粤、赣、浙、皖、湘、黔七省一百多个县部分山区的一个'大杂居,小聚集'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食完一山,迁徙他山。长期的山地迁徙生活,使之处于社会的边缘,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畲族的传统教育主要是社会教育,在'俗不离歌'的畲民社会习俗支配下,其主要教育方式是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歌教',以传承山歌为主要手段,引导子弟,出入歌场,传抄歌本,使其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民族秉性得以延续。一。

清代台湾客家与福佬族群的互动与融合——以客家民间信仰为例

清领台湾时期闽粤两省的客家人与福佬人在原乡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冒险来台讨生活。伴随他们来台的是原乡的祖籍神,福客移民希望在新拓之地得到祖籍神明的庇佑。随着移民在台湾的拓垦,原乡的祖籍神在台湾传播开来。福、客族群在拓垦过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最集中、最完整地体现在民间信仰。来自原乡的祖籍神是福客族群在协作拓垦时期的共同守护神,是族群关系紧张、族群意识高涨的标识,反映了福客族群的最终融合。透过客家民间信仰在台的变化,可以看到其背后福客族群关系的演进过程。

定光佛信仰与台湾福客关系

定光佛是闽西的地域神明,它随汀州客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定光佛扮演着汀州客心灵上庇护与安定的重要角色,对汀州客的凝聚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定光佛信仰也逐渐出现融合现象,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祀,共享香火和祭祀活动。这种既继承又所改变的双重发展道路,是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必然结果。

浅谈五代十国私学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官学处于衰败之中。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教育几乎为私学所取代,私学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但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五代十国的私学发展也很不平衡,私学发展主要在南方地区。通过五代十国私学的介绍,旨在揭示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畲族史诗《高皇歌》所反映的畲族社会教育情况

《高皇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民族史诗,向我们传递了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着重梳理了其中的社会教育情况。《高皇歌》所反映的社会教育主要有:起源与祖地教育、历史教育、道德教育、生产教育四部分。这些教育与畲族的生存环境密切相连,反映了畲族教育的民族性。

从史诗《高皇歌》看畲族的社会教育

畲族人民世代口头流传下来的《高皇歌》，是一篇反映畲族起源、迁徙、婚姻、经济生活等方面内容的长篇叙事歌，在畲族群众中流传最悠久、广泛，且被畲族人民誉为“创世史诗”（或称“祖歌”）。它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民族史涛，是研究畲族历史十分珍贵的资料。由于畲族是一个长期迁徙的民族，加之历经世代手抄相传，因此各地流传的《高皇歌》内容有所差异。

试论乙未抗日斗争中的福、客关系

台湾乙未战争,被认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客家人和福佬人抛弃固有成见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军,造成日军极大损失,展现出了不屈的民族性格。但同时,在联合抗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之音,客家和福佬族群在抗日行动上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日力量。

坚守与背离: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

唐末五代是我国士人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特殊的转型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地域文化双重背景中,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极为复杂,他们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也有顺时趋势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