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世界与本然论的世界——对中西方哲学语言体系异质性的解释性阐述

本文认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所有差别的根源,要统一到两者哲学语言体系的异质性关系上方能获得解释。而语言体系的异质性的核心,表现在它们一个围绕本体论,一个围绕本然论。文章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检讨了两者不 同的性质和观念形成的发生学基础。

统一性本质追寻的迷惘与信念─—本质世界元哲学究问的历史回顾

本文对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围绕“统一性本质追求”的主题，列出十大线索，较系统地进行了历史回顾。通过对本质世界的元哲学史的回顾，凸现出解构与建构、迷惘与信念的波折线索。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个背景参照。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重估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在于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化的内在尺度和动力机制 ,重估其价值评判对当代学术界处理中西哲学间的关系和中国文化价值确认 ,均有积极意义。

“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对国际货币体系模式演化的逻辑分析与文化分析

一直以来,由于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重构的研究讨论缺乏对于理论前提的分析和厘定,因而使自组织和自演化成为默认的理论分析前提。本文以系统论视角对这一演化历程展开了全面分析,研究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是不断构筑以其为中心的控制体系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成为世界主导的同时,其构筑的对象控制体系也得到不断扩展、强化,最终形成了以虚拟货币为具体控制手段的高效控制体系——牙买加体系,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要打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对象控制体系,并给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的原则建立和谐的国际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基础的营卫哲学

本文在深入检讨《易经》和《内经》的基础上 ,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理性基础在于营卫哲学。

有机过程论与全息逻辑——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定性

近年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潮势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一种超越中国文化本身的中国文化研究，因此令人瞩目和令人心悦的成果颇多。关于这一点，本文不想加以发挥；相对的，本文却要指出这些研究的共同弱点：更多地注意了中西方文化形态上的差异，而在其形态发展的背后，总缺少对文化发展渊源的发掘。

古代中国自然哲学的认识论基础及特征

与西方自然哲学发展的轨迹不同,中国的自然哲学一开始就关注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科学望而生畏的认知领域:以关联、耦合、分歧、突变为典型特征的有机界自然秩序的衍变。而在西方,关于该领域的认识论,直至本世纪,确切地说是在普利高津的远离平衡态耗散结构理论及哈肯协同理论问世以后才产生对过去守恒的、可逆的传统自然理性发生挑战的契机。而当中西方的自然哲学发生碰撞的时候,中西两方面的学者均没有深刻意识到中西自然哲学差异的意义。1600年(明神宗万历28年),利玛窦带着传教的使命来到北京。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背景的西方自组织理论衍化脉络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项重要的背景材料.自然哲学的观念变迁往往成为文化发展的向导——对于中国与西欧两个文化群落来说这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因此自然哲学的发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文化衍进的轨迹.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虽然呈现着符合逻辑的历史衔接(许多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它的独自研究却不能得出文化学讨论中最根本的结论,而必须依赖于恰如其份的背景选择.我们并不陌生中国人关于自然界组织性包括宇宙、社会、生命体等的精辟认识,但对西方人从对有机组织机械分离到再认识组织的有机秩序性的充满阵痛和欢欣的历史却并不熟知.

共命运体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中证明了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于三代宗教文化,根据此项成果,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即意味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别自然”的过程,其革命意义在于为共命运体观念的理论建构与社会实践提供了现实条件。因此,若以共命运体-命运体之“两行成物之理”的系统化表达方式为理论路径,对《周易》文本的结构与内容进行体系化的解释与创新,则可凸显其理论的“两行并建”性,而这正是“古之道术”的基本内核,是《周易》《黄帝内经》等文献的基本理论遵循,也是中国哲学道术体系的理论核心。因此,共命运体与命运体的两行并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科技进步中的动力机制问题

本文援引科学哲学家们对科技进步与知识增长的一般讨论方法,特别是所谓"范式转化"的一般原理,深入讨论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化,以及这种模式转化背景下科技知识增长的一般特征和内在动力机制问题。本文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表现出的诸多不适应性,必须用模式转化这一非常规知识增长的理论而不能用常规线性知识增长的对比理论加以解释。对于当前科学发展总趋势下中国科技潜在的创新动力危机,本文同样认为问题集中于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和科技模式的创造性转化的不充分。我们主张通过创造性的模式转化和自主的模式设计,获得超越式知识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而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

营卫原理及其对中医学、易学、协同学方法论核心的形上统一

进入本世纪,西方科学越来越摆脱机械论的泥淖,大步地向以往的分析科学不能涉足的临界行为、突变行为、远离平衡态的系统行为以及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行为等复杂领域迈进,相继产生了以突变论,耗散结构、协同学为代表的旨在探索复杂组织系统的新兴科学。随之而来的是受到极大震动的自然哲学界直觉地将关注的重心轮回到与机械论对立的古代中国有机论自然哲学。这种现实的逼迫虽然无形中抬高了古代中国自然哲学的价值,但却少有切中要害的方法论省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要籍(譬如《周易》、《内经》、《淮南子》、《抱朴子》等)之间仍处于分立状态,并多少蒙着神秘的面纱。

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

本文从系统逻辑的哲学角度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展开了分析,进而对于全球金融的监管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多角度的探讨。指出目前的国际金融领域仍处于十分原始的"丛林"阶段,因为并不存在代表整体理性、整体利益的全球监管,认定了这种全球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全球金融系统被操控的现状之间的因果关联,认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表现出来的"特里芬两难"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体系内所蕴含的"哥德尔逻辑悖论"的外在表象,在逻辑层面及现实层面上论证了只有打破类似于"裁判参赛"现象的逻辑纠缠,才能建立、健全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地球村"的金融监管。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兼论国际货币体系与资本全球化

本文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背景,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回溯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历程,并结合其与资本主义两者间的本质关系,分析了其内在演化逻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始终纠缠于公共产品属性和利益属性的矛盾之中,并与西方资本结合为一体,构建了以西方资本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在此基础上,对现时局势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构建,给出了带有中国思想特色的方案及原则。

大国博弈中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兼论中西博弈理念及其文化渊源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大国间的博弈,而根植于异质文化间不同博弈理念的博弈才是更深层次的博弈。以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而言,西方世界秉承零和博弈理念,谋求对世界的终极控制;中国所秉承的共济博弈理念,根植于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道义要旨,以当今意义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具有超国家、超文化的人类意义。因此,中国应该广泛宣传其博弈理念和人类理想,旗帜鲜明地占领人类学意义上的道德高地,努力构建自身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自由、民主、平等、高效、博爱、共济的服务型人类公共产品。

共同体模式与霸权模式:“‘一带一路’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区别——兼论基于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纲领与原则

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理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本质性的错误认识,因为二者在文化背景、实施手段、最终目标、全球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由于文化性质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对于国际化的认识存在着本质区别。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逐渐建立了以自身为主导的全球控制体系,"马歇尔圈"作为西方文化的必然现象始终存在,使控制者与控制对象间的界线泾渭分明。所以"马歇尔计划"本身是一个霸权的计划,是一个西方主导并控制世界的计划。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化蓝图,其主要内容为"‘一带一路’计划",其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下观、全球观、整体观、营卫观、两行观,是中国面对人类共同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也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和谐繁荣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