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建设中的官员不作为现象论析

两宋时期,受地方官在建设领域不作为的影响,基础建设发展缓慢,水利设施、桥梁道路、各级学校甚至官衙治所和城防设施等因为缺乏官方的支持,得不到及时修缮。影响主政者推动地方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长期紧张的财政状况、朝廷限制土木兴造的禁令、相对短促的官员任期及以赋税狱讼为导向的政绩评价标准等。官员不作为导致大量基础设施常年失修,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社会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也给地方治理造成了诸多不利因素。

北宋县丞任职资格与迁转途径述论——以开封府赤畿县丞为例

北宋时期,县丞的任职资格由入选者的官场出身、历任治绩、前任职务及级别等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开封府赤畿县丞主要来自有出身且资历较高的幕职州县官(即选人)系统。尽管拥有科举出身是赤畿县丞入选的必备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出身的荫补人占也有相当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势阶层对赤畿县丞选拔结果的影响。赤畿县丞任满后大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超迁,其在迁转方面的优势,是循资而迁的普通县丞所难以比拟的。

宋代图书的征集途径述略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的征集与收藏,多次降求书之诏,在全国范围内求购书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有大量宋政府征集图书的记载。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拟对宋代图书征集的途径及原因略加探讨。

宋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

同年是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一种人际关系。当唐宋之世,同年概指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的人们之间的同榜关系。在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宋代,象征着友情的同年关系被视为是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同年如朋友、同年即兄弟的观念普遍存在。广大士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与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流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西夏地理研究》评介

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蕤博士的《西夏地理研究》一书全面地探讨了西夏王朝的疆域、政区、气候、生态、经济、人口等问题，并对地理环境对西夏王朝的影响及西夏人对生活区域内环境的改造等问题做了深人地分析．将学界关于西夏时期西北地理及人地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1）资料翔实。论据充分。长期以来，困扰西夏学研究者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料的匮乏，由于元人受正统观的影响，在修宋、辽、金等朝正史的时候并没有修西夏史，这导致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的历史缺载于史．资料的匮乏一度导致学界对西夏历史的研究陷于停滞．直到黑水城出土文献得到学界的重视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与研究西夏历史的其他方面相比．资料的短缺对西夏地理的研究影响更大．现存史料中很少有关于西夏地理的系统记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传统史学重人文而轻地理的特点，也给西夏地理的研究造成了极大困难。尽管如此，本书作者并没有因此而退却，

同年关系与北宋“庆历同年党”事件

"庆历同年党"事件是宋仁宗庆历初的宰相吕夷简为排击政敌宋庠等人而精心策划的一起"莫须有"的朋党事件。吕夷简利用了宋庠等人密切的同年关系及仁宗对朋党行为的忌讳心理,将宋庠与几位同年的私交关系指为朋比结党,从而以同年结党的名义将他们逐出朝廷。

进士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景祐朋党事件即是宋仁宗景祜年间,由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的个人恩怨演变而成的两个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纷争。在朋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利用他们之间的同年、同僚关系联合起来反对吕夷简,才导致这场个人恩怨变为朋党行为,从而开启了北宋朋党政治之先河。

宋代的民间力量及其在地方建设中的贡献

宋代地方财政拮据,但各项建设事业却获得长足发展,这与民间力量的参与密切相关。民间力量泛指一切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具体而言,既包括由民间权威与精英人士构成的上层核心力量,又包括各类普通民众。其中精英阶层是宋代民间话语权的掌控者与民间事务的主导者;普通民众是民间力量的主体,是民间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要承担者。在地方公共事务的运行中,二者虽然分工不同,作用各异,但都是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宋代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与推动,从工程建设的发起到经费的筹集,再到工程项目的管理,都有民间人士的参与。同时,广大民众还是各类建设工程的主要劳动力。

北宋前期朝野对联蕃制夏策略的非议及其原因

所谓联蕃制夏,即指北宋联合散处在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政权共同抗击西夏军事进攻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存在于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宋神宗熙宁间发动熙河战争,收复吐蕃所居之河湟地区,联蕃制夏的策略被弃用。笔者拟就北宋朝野对联蕃制夏策略的非议及其原因略加探讨。

宋代宗室藏书及其文化教育研究

宋代宗室喜好藏书,其藏书家之多、藏书数量之巨,为历代所罕见。宗室藏书渠道丰富,其藏书目的明确,用途广泛,促使其热衷于藏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代宗室的藏书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通过藏书习文,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宗室文人与学者。

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任职资格研究——以知县的出身、寄禄官及迁入前任职为主

任职资格概指出任某一职位所需的资历与条件。北宋时期开封府赤畿知县任职资格的核心内容包括候选人的出身、寄禄官阶与迁入前任职等。出身方面,赤畿知县以进士出身者为主,同时,在权势阶层的干预下,来自高级官僚家族的荫补出身者也占有相当比例。赤畿知县的寄禄官以京朝官为主,大致范围在秘书省校书郎(承务郎)等初级京官到诸司员外郎(三朝郎)等中层朝官之间。迁入前任职方面,赤畿知县迁入前多在京城任职,或在近畿、西北二边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望、紧、上等州县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无论在出身、寄禄官还是迁入前任职方面,两赤知县与诸畿知县间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唐宋进士同年会述略

同年会即指隋唐以来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朝廷在发榜后组织的由全体新及第者参加的庆祝活动及各种私人聚会。由于进士科乃科举时代最重要的科目,同年会主要指同榜进士间的聚会。同年会既是新科进士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们日后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主要平台,因而是古代士流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

北宋开封府赤畿县尉的选任与迁转

县尉是北宋县级政权中专司治安的重要佐官之一,由于其肩负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任,故虽然地位卑微,却备受关注,尤其是直接负责京城地区社会治安的赤畿县尉,更是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赤畿县尉的选拔过程中,一方面朝廷对入选者的官场出身、行政资历及业务能力等做了严格规定,以确保京畿地区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作为近便优阙的赤畿尉也是权贵子弟竞逐的主要目标,大量不符合条件的贵游子弟充斥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赤畿尉的整体素质。在迁转方面,与普通县尉相比,赤畿尉具有明显的优势,身为选人的他们往往能够获得直迁京官或越次提拔的优遇。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苏轼与李廌师友关系论析

苏轼与李廌之父李?为同榜进士,李廌缘父执之谊与苏轼结交,遂得侧身门下,荐名于"苏门六学士"之列。李廌一生贫困潦倒,而苏轼特以故人之子相待,在生活、仕途、文学等各个方面给予他诸多帮助。苏轼善待李廌,而幼年丧父的李廌也以事父之礼敬事苏轼,奔走师门,于苏门诸学士为最勤。李廌除了与苏轼交往外,还与苏辙及苏轼诸子相交游。

北宋开封府赤畿县主簿任职资格与迁转途径考述

作为宋代京城开封府直辖的县,赤畿县政的运作与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为了保证赤畿县的发展与稳定,朝廷严格县官的选拔程序,以县主簿的选拔为例,朝廷对构成赤畿县主簿任职资格的人选出身、官阶资序、历任治绩等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在具体选拔中,十分强调入选者的从政经历与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赤畿县主簿选任的务实性。赤畿县主簿的迁转途径呈多元化特征,任满后除少数人继续留任京畿地区外,大部分迁为外官,且多数人获得了超迁或优迁的机会。

问题意识是学术创新的源泉——评王盛恩教授《宋代官方史学研究》

有关宋代官方史学的研究，以往学界多从制度切入，以国家的修史机构、修史制度、史官制度等问题为主，如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与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即是如此，这些论著无疑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宋代的修史制度。但是，这些立足于制度本身的研究，

北宋前期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复审权

审刑院设立于宋太宗淳化二年,罢废于神宗元丰三年,专门负责天下上奏的疑难案件的复审工作,是北宋前期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之一。审刑院的设立,对宰相的司法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双方对中央司法复审权的争夺十分激烈:在宋初,宰相拥有充分的司法复审权;太宗淳化二年审刑院设立后,宰相淡出司法复审领域,审刑院完全掌握了复审权;从仁宗中期开始,随着相权的整体攀升,宰相的司法权不断扩大,最终使审刑院由独立于宰相到沦为其附属。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同年吕惠卿关系的考察

苏轼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变法,熙丰年间,曾多次上疏批判新法及变法派人士,这不仅给他的仕途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与那些主持变法及参与变法的同年之间的关系,如他因反对变法与有同榜之谊的吕惠卿反目,两人相互攻讦,遂成不解之仇。

北宋前期中央司法复审体制的演变及运作

宋初在恢复唐、五代刑部、大理寺职能的基础上创立了审刑院制度,从而建立了专门复审全国上奏之疑难案件的中央司法复审体制。这一体制形成于宋初两朝,终结于神宗时的“元丰改制”。以审刑院为核心是这一时期中央司法复审体制的最大特点,它对北宋前期的皇、相权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