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

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的各类旨书，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言现象，是元代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直接、生动的体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基础上增补、校订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初稿）所收118篇白话碑文材料，通过白话碑文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拉丁转写）的比较对照，考察了白话汉译中方位词“里”、“内”、“根底”、“根前”、"上"、"上头"、"行"、"处"（一处）等与中古蒙古语静词的领格、宾格、与-位格、工具格、离格、共同格等附加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白话译文中方位词所表示的"特殊"语法意义；并结合《蒙古秘史》的汉字旁译、总译，指出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等其他直译体文献，及《老乞大》、《朴通事》、《正统临戎录》等材料中汉语方位词标记蒙古语静词格附加成分的功能，进而解释直译体文献以汉语方位词对译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的主要原因：1. 汉语方位词的后置性特征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相一致。2. 宋元时期汉语方位词意义、功能虚化，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有相通之处。最后推测，金元明初汉语文献里"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方位词“上/上头”的原因后置词的特殊用法,主要是直译中古蒙古语表示原因的后置词tula和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ar /-bar的结果,并非宋元汉语所固有。直译体文献用“上/上头”对译tula和-.ar /-bar的原因:1. 两者语法位置相同;2. 宋元时期方位词“上/上头”语义进一步虚化,功能进一步扩大,与tula和-.ar/-bar有相通之处;元代非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的用例,是中古蒙古语向元代汉语渗透的结果。

《景德传灯录》中的联合式复音词

本文从语义、词性、词序等方面详细考察了《景德传灯录》中联合式复音词的构成情况。通过研究发现:《灯录》中联合式复音词内部构成较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同素异序词、与今异序词大量存在,同义类聚体大量涌现;同义副词大量架叠使用;产生了众多新词新义;不少单音词向半自由语素转化。这表明《灯录》所反映的晚唐至宋初汉语词汇复音化程度的加深和水平的提高。

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综述

“们”缀的出现是近代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本文从“们”缀的书写形式、来源和用法三个方 面概括介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的基本情况,对其中某些问题或补充他人的观点,或 提出自己的看法。

元代白话碑文中词尾“每”的特殊用法

本文利用元代白话碑文的蒙汉对译材料及《蒙古秘史》的旁译,讨论白话碑文及《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所见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指出:中古蒙古语里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均有数的变化,与元代汉语差别甚大。白话译文在翻译蒙古语原文时,基本遵循了汉语固有的习惯表达:除指人的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用词尾“每”来对译外,其他词类的复数形式一般并不译出。但由于母语的干扰,蒙古翻译者们仍然把一些蒙式的表达带到汉语译文中,使得直译体文献中出现一些有悖汉语习惯的词尾“每”的特殊用法。这些特殊用法有的已经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景德传灯录》中的偏正式复音词

本文详细考察了《景德传灯录》中偏正式复音词语义和词性构成状况，通过研究发现：《灯录》时代偏正式复音词无论在语义构成，或是同性构成上，较之先秦和中古都有长足发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汉语早期阶段汉语词汇复音化已渐臻成熟。

《景德传灯录》中的补充式复音词

《景德传灯录》是研究唐至宋初 ,特别是晚唐五代汉语的宝贵资料 ,考察其中补充式复音词的使用状况 ,可以发现 :《灯录》所反映的晚唐至宋初汉语中的动补结构已日渐凝固 ,逐步词化 ,并因此产生众多补充式复音词。

《景德传灯录》中的支配式和主谓式复音词浅析

本文以《景德传灯录》中的支配式和主谓式复音词为研究对象，通过穷尽式研究，发现与前代相比，《景德传灯录》中支配式复音词和主谓式复音词都有显著的发展：支配式复音词数量更多，种类更齐备，新兴的支配结构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主谓式复音词已基本成熟，现代汉语里双音主谓式合成词的重要类型，此时已大体具备了。

中古汉语副词“都”的用法及语义指向初探

中古汉语中新兴副词“都”的语法意义比较复杂，既可总括主语全体，又可表示某种性质遍及事物全部或动作发展全面周到，还可表示对动作行为的次数或事物数量的统计；副词“都”语义指向宽泛，既可指向主语、谓语和宾语，还可指向兼语、状语；另外，副词“都”与所指对象间的位置也很灵活。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副词“都”在中古汉语中比较盛行。

《景德传灯录》的三种复音词研究

《景德传灯录》的三种复音词研究祖生利《景德传灯录》①（以下简称《灯录》）．北宋景德年间（１００４－１００７）法眼宗禅僧道原撰。“其书披奕世祖图，采诸方语录”（杨亿《序》），按照佛法传嗣的次第，自西天七佛以下，辑录禅宗一脉著名禅师参禅说法的言论，凡五十...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补说

现代汉语语气词“呢”的用法可分为表示疑问语气的呢１和表示陈述语气的呢２两大类。唐宋时期，呢１的形体和用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字形由古老的“尔”字变成了“耳渐”、“你”、“尼”、“口尔”，已十分接近“呢”字；用法由先秦、中古的表强调问和反复问，发展到表承前问和假设问。语气词“那”早在中古即已出现，不会是唐末才产生的“耳渐”的音变形式，其基本用法无大的变化，主要用于构成真性或假性的是非疑问，与“尔”的用法有很大差异，自然不可能是由“尔”到“呢”的中间形式。

释“春风”

李白《清平调词》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春风”一词何指？历来注家多谓指唐玄宗，如沈德潜《唐诗别裁》云：“本言释天子怨恨，托以春风，措词微婉。”《唐诗鉴赏辞典》云：“‘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释“...

元代白话碑文的体例初探

元代白话碑文是研究元代历史、宗教、语言等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概括介绍近代以来元代白话碑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然后对现有的白话碑文进行系统考察,从内容和形式上发明其中的某些体例,诸如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旨书的格式、纪年方法,数旨同刻的排序等。明了这些体例,对于判定旨书颁发的年代,了解元代公文制度的特点,以及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碑文,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

本文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及明初《蒙古秘史》、《华夷译语》译文,对白话碑文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助词"者"、"有"、"了"、"来"、"着"、"呵"、"的"对应中古蒙古语动词式、时、体等附加成分的特殊用法加以揭示。指出由于蒙式汉语的影响,有些特殊用法已经渗透到元代北方汉语里。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

元代大量的直译体文献是以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为口语基础的。本文探讨了蒙式汉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蒙式汉语的语料及蒙式汉语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以蒙古语为底层的皮钦语。文章还以直译体文献为主要调查对象,系统描写了蒙式汉语的时体表达系统,着重揭示其在时体范畴的表达上,因底层影响而出现的若干有别于标准汉语的蒙古语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语言接触理论中有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时体系统普遍特征的论述加以检讨,解释了蒙式汉语具有不同于一般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特征的后置时体标记的原因。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么道”

本文利用元代明初蒙汉对译材料,讨论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常见的特殊短语“么 道”与中古蒙古语引语动词 ke.e 的对应关系。指出由于语言接触,原本属于蒙古语 语法成分的引语动词有可能一度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元代白话碑文中代词的特殊用法

本文主要利用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讨论元代白话碑文及其他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代词的几种特殊用法，指出这些特殊用法的产生是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

元代文献中“一般”和“也者”的特殊用法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一般”常用于句末,表示说话者对某种情况的委婉肯定; “也者”用于句末,表示一种确定、强调的语气。“一般”对译于蒙古语比较后置词met(?),“也者”对译于蒙古语强调助词(?)e。由于语言接触,这两种特殊用法一度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也谈句末时体助词“来着”的来源

本文在陈前瑞(2008)的基础上,更详尽地考察了北京官话“来着”在清代文献里的使用情况,对其满语的来源和产生、语法意义和功能等,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指出:“来着”最初出现于清代早期满汉对照文献并在此后的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中大量使用,主要是对应满语的bi-he及相关构式的结果,其核心语法意义是表示“追述已然”,同时兼附有过去进行、过去完成/未完成等时体意义,并被用于表达未实现的主观愿望及与实际情形相反等的虚拟语气等。作为清代中期以后逐渐定型化了的旗人汉语里的一个显著的满语干扰特征,“来着”经由同旗人汉语的接触影响,进入到北京官话里面,沿用至今,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接触所导致的变化。文章还通过与元代蒙式汉语的“有来”的比较,从二语习得、中介语和皮钦语等语言接触理论上,对“来着”的产生机制和得名之由进行了解释。作为接触引起的突发的语言演变,“来着”与明清汉语固有的助词“来”及“着(者)”并非继承关系。

她把学术看得很重(下)——江蓝生先生访谈录

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著名的语言学著作和较成熟的语法理论、方法被引进到国内的语言学研究中来，您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不仅亲自翻译介绍了许多著作，而且在将国外新的理论方法运用到汉语史的研究方面，也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请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工作和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