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构建与空间格局(1990-2020)

创业和创新对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围绕企业家、资本与技术三大核心要素,运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构建的包含全量企业信息的企业大数据资源,从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和商标注册数量五个维度,构建兼具客观性、实时性与多维性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与绩效。研究表明:第一,1990-2020年,中国各地区创新创业指数不断提高,创新创业绩效显著提升。第二,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创新创业绩效最强,西部省份创新创业活力严重不足。第三,1990-2020年间,南北方地区创新创业绩效的差距呈现U形态势,“南热北冷”形势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创新创业活力不断增强,呈现出“中部崛起”态势。

频繁换工: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吗?

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不同饲养规模生猪生产效率研究——非优势产区和全国的比较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利用2006—2013年中国7个生猪非优势产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小、中、大3种饲养规模生猪非优势产区的生产效率增长与分解,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1)中国生猪非优势产区在小规模和大规模饲养模式下生产效率水平都要高于全国,并非非优势产区生产效率就低。(2)每种规模饲养模式下,都有生产效率最优的生猪非优势产区,但非优势产区之间,生产效率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3)研究期内,每一阶段生猪非优势产区在3种规模饲养模式下生产效率存在差异,而且每种规模在纵向时序上,生产效率增长速度波动性较大。

互联网技能会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吗?--基于C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正逐步与"三农"领域相互融合,重塑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观念。为此,本文结合CSS2015数据,系统探究互联网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与文娱消费倾向,降低恩格尔系数,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即互联网技能可以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消费升级;②随着分位点提高,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呈现倒U型态势,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呈现U型态势,相比之下,互联网技能只对高分位点文娱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③互联网技能会增加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优化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以上结论有助于认清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影响。

互联网与农村消费——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证据

互联网是当今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正在"冲击"着人们的行为观念、形塑着人们的生活状态。于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15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5),系统考察了互联网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掌握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加入控制变量、考虑地区异质性后,效应依然存在。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省级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农村宽带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反事实框架纠正选择性偏误,结论依然稳健。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技能所发挥的正向作用不断弱化。按年龄分组来看,青年人掌握互联网技能对消费水平提升作用最明显,中年人次之,老年人无显著作用。

自雇行为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状态——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自雇行为与农民工市民化状态之间的联系,探究自雇群体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存发展状态。本研究表明,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城市的身份认同感则明显偏低,而且这一现象在高层级城市(一二线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自雇农民工之所以更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居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更高、市民化能力更强,而身份认同度偏低则是由于自雇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对“缺失”。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选择性偏误,运用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以上结论表明,当前自雇农民工主观上希望在城市扎根立足,但受制于城市社会保障层面的“玻璃门”,自雇农民工“过客”心理难除,难以形成对城市的归属与认同,扎根城市并融入城市的梦想仍难以成为现实。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公众满意度视角下中国住房保障政策评价

住房是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所,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为全面掌握民众对住房保障的满意程度,理清其中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度数据,结合OLS估计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公众满意度视角出发评价中国的住房保障政策。研究表明:(1)住房保障政策的满意度并不尽如人意,城镇居民评分甚至未达及格线。(2)住房保障的便利性是最大需求,且资源分配越均衡、公共性越强、提供的数量越充足,居民的满意度越高。进一步,居民信任感知与公平感知的水平越高,住房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可称得上是居民"既患不信,也患不公"。(3)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随着居民满意度的提升,便利的配套资源依然是最大需求,公共性与均衡性需求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充足性需求不断强化。因此,首先应当强化住房保障政策的顶层设计,不仅要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快立法进程,还要着力构建统一有效的管理体制。其次,尤其应当重视住房保障资源的便利性。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规章制度,明晰申请条件、审核程序等;另一方面要优化保障房的空间布局,尽力减少"空间错配"。

社区场域与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组织载体与空间场域。本文依托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基于社区场域这一独特视角,解析社区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2014年社会融合与心理专项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社区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居住在高端社区、社区内邻居以本地市民为主、社区内已建立健康档案有助于农民工认同城市身份。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逆向概率加权法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来讲,社区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社区类型、邻居构成情况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大,健康档案、社区文体活动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关注社区类型、邻居构成情况等社区的基础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资源等社区软环境。

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困境摆脱”

以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以及政府、企业、农民工等参与主体为切入点,对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面临的发展困境展开剖析。研究发现,制度缺乏强制性是导致困境形成的关键因素,而存取结转机制不健全、使用范围狭窄等是发展的现实障碍。地方政府监督缺位,企业的趋利观,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偏低、落户意愿不强、流动性偏大等,也是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当前的困境就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破解这一困境,应当提升制度的"硬度",建立健全公积金异地存取机制,扩大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强化政府职能,实现监督与保障并举;构建奖惩机制,转变企业观念,提升缴存积极性;加强宣传,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一个文献综述

农业保险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特征,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阻碍着农业保险发展。为此,着眼于农业保险中最为典型的农户道德风险,结合国内外道德风险领域的相关文献对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理论上来讲,道德风险的实质是一种受利益驱使、合乎"理性"的行为,这说明道德风险有其存在的"土壤",只是不同条件下道德风险出现的概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险机构业务水平上的欠缺等是导致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3)要从强化产品创新、优化保险合同、加强保险监管、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提升保险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等多个层面入手来应对道德风险。展望道德风险领域的研究,应当将重点聚焦在优化与完善道德风险分析中数据与方法,以及顺应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两个方面。

就业境况、社会互动与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结合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就业境况和社会互动两个维度,系统考察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行为。研究发现:(1)我国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水平偏低,新生代农民工缴存比例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就业境况优越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概率更大。相对而言,加入工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明显的积极影响。(3)良好的社会互动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受社会互动的影响要更为明显,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能性更大。

湖北省农村金融排斥测度及变动趋势研究

金融排斥严重阻碍着湖北省农村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基于此,以湖北省60个县级单位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农村金融排斥的指标体系及排斥指数,实际测度了湖北省农村金融排斥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06-2010年湖北省各县农村金融排斥程度的变动趋势。通过研究发现:(1)湖北省农村金融排斥指数偏高,相邻年份波动幅度较大,且发展趋势不明朗。(2)湖北省各县农村金融排斥程度分化严重,稳定性差且各地区变动不规律。最后,据此结论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效应研究

当前,互联网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行为观念与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5年度数据,系统评估了互联网技能给农村居民带来的幸福效应。研究表明:掌握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其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高出2.6%。考虑到掌握互联网技能很可能是农村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内生转换模型构造反事实框架纠正选择性偏误,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技能会通过丰富休闲娱乐活动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特征研究

基于198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MoranⅠ指数及模糊聚类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标不存在空间集群现象,简单按照地理空间连片划分类别的方式有待商榷。(2)依据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特征及其内在结构将中国各地区重新划分为全面优化组、技术效率组和规模效率组三大类,且3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同。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应在科学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谋求发展,同时发挥特征相似地区的政策联动,形成发展合力。

移动支付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移动支付正在加速向农村地区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在此背景下,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系统考察了移动支付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使用微信与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效应在老年人、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移动支付能够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优化其消费结构。上述结论在采用扩展回归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依然成立。据此提出进一步普及移动支付知识,培育农村居民数字技能,继续推进并创新移动支付金融业态,优化移动支付工具,丰富移动支付渠道,重视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等政策建议。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消解房地产库存的三大痛点

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此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热点中，“消解房地产库存”就开始频频见诸媒体，中央高层也罕见地频频表态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随后，在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