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柰酚抗肝脏疾病的研究进展

肝脏疾病种类繁多,临床症状反复难愈,尽管对肝脏疾病治疗手段很多,但其临床效果仍然欠佳。因此,临床上有必要寻找治疗肝脏疾病的新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山柰酚作为中药活性单体,在调节肝脏疾病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有望改善肝脏疾病的临床预后。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有关山柰酚治疗肝纤维化、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急性肝衰竭、肝癌的文献与研究,对山柰酚抗肝脏疾病的效应及分子机制进行整理与归纳,以期为山柰酚作为护肝药物应用于临床提供理论依据。

p21活化激酶4致癌机制及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

p21活化激酶4(PAK4)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在多种消化系统肿瘤中过表达,是肿瘤细胞信号转导的关键因子之一。PAK4过表达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免疫逃逸及耐药性有关。在消化系统肿瘤中,PAK4可通过影响细胞周期、细胞凋亡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生物学过程,促进肿瘤的恶性行为。多项研究表明,PAK4抑制剂显示出抑制肿瘤增殖和转移的潜力,在联合化疗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行为人”视角下的避责逻辑与协同治理--一项情景实验

在“理性人”视角下,协同治理是基层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并降低问责风险的重要手段。然而,实践中有着较强避责逻辑的基层官员却并非总会选择协同治理以规避问责。对这一与理论相悖现象的解释有助于理解基层政府开展协同治理的决策过程。本研究从“行为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根据M湾区危化品监管实践设计情景实验以搜集决策过程数据。通过对589名口岸监管部门基层官员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基层官员的避责逻辑与其协同治理行为负相关,并且心理压力在其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问责风险与协同治理行为呈现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提升基层官员的协同治理行为提供政策启示。

胆木抗肝癌活性的网络药理学及初步细胞筛选研究

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胆木抗肝癌的作用机制,并通过细胞筛选初步验证胆木抗肝癌活性。方法:利用网络药理学筛选胆木与肝癌的共同靶点,构建蛋白互作网络以及进行富集分析及作用机制预测,并将胆木的主要活性成分与核心靶点进行分子对接。利用CCK8、细胞凋亡及PCR等体外细胞实验进行初步验证。结果:经筛选获得胆木活性成分14种,相关的靶点587个,与肝癌靶点映射后共同靶点有288个,主要有TP53、SRC、STAT3等核心靶点。其中异长春花苷内酰胺、短小蛇根草苷、喜果苷等化合物可能是胆木抗肝癌的潜在活性成分,可能通过介导癌症通路、PI3K/Akt和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抵抗等信号通路,参与蛋白质磷酸化、凋亡过程的负调控等过程,发挥抗肝癌作用;分子对接结果显示胆木活性成分与肝癌核心靶点产生稳定的结合;体外细胞实验结果表明,胆木中主要成分异长春花苷内酰胺对肝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性,抑制肝癌细胞增殖(P<0.001),内在机制是下调肝癌HepG2细胞SRC、STAT3、MAPK3的基因表达(P<0.05),并诱导肝癌细胞凋亡(P<0.001)。结论:本研究初步探讨了胆木活性成分抗肝癌的潜在机制及初步药效作用,为胆木抗肝癌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挑战和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需要政府充分发挥防控应急作用。通过梳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响应经验,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归结为四类:风险沟通者、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和创新促进者。现阶段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新媒体蓬勃而出、应急体系结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等,对政府在"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承担的角色提出了新挑战。政府应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发挥作为风险沟通者、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和创新促进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有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媒介依赖的调节作用

把握公众风险感知的规律并进行合理引导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以往研究发现,政府信任是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未有定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媒介依赖会加剧或削弱这种影响吗?本文从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两个角度来解释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基于2020年3月在全国范围开展的配额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问卷调查,使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2432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负向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公众的媒介依赖发挥调节效应。本文提出的影响机制解释了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关系的争论,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提供实证支撑。

共享危机情景认知与突发事件应对的多主体协调绩效——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

在军事领域、航空领域、军队研究、电力行业、工业过程控制等工程学领域,共享情景认知理论对于多主体合作的促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然而,在网络化应对的危机情景下,共享情景认知理论对多组织协作应对危机的意义却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梳理了危机条件下共享情景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对多主体协调合作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共享危机情景认知＂皇冠＂模型,并用该模型对2014年上海踩踏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发现,理论上,相比于其他分析模型,＂皇冠＂模型更能清晰展示应急网络主体协同行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解释危机协调的理论难题;实践上,此模型可以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明晰的改进途径。

审慎推进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在观念、技术、法律和操作上有很多障碍和挑战，应选准切入点，从最需要的人群做起，经过试点后审慎推进。

美国国土安全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分析和对策建议

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加强国土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国土安全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现阶段我国国土安全高等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加强政府作用,但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路径仍不清晰。本文考察了美国国土安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发现美国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法规、参与组建教育联盟、引导学科专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作为倡导者、参与者和管家有力地推动了国土安全高等教育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和美国国土安全高等教育的异同,借鉴美国经验,提出加强政府业务部门的政策引导力度、建立"政府业务部门-高校专业"超常规教育联盟、构建"政府业务部门-学科专业"紧密对口的学科结构等政策建议。

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水土保持生态恢复

高速公路是我国交通运输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质量都有直接影响,由于高速公路在建设中需要大规模的施工,很容易对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产生水土流失等问题。所以,有效的水土保持方案以及生态恢复策略是高速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下面从高速公路水土流失的原因出发,探讨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的有效措施。

重大决策中专家是中立的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的分析

【问题】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中,专家的风险感知对科学决策至关重要。对专家的定义常隐含着中立客观的预设,但现实中专家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身份角色,不同群体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背后的差异性影响因素是什么?【方法】论文对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目标式抽样获取有效样本207个,使用Bootstrap分组回归分析数据。【发现】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学者型专家与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员型专家的风险感知在政民互动、专业认知度因素上有显著差异性。官员型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主要受现实风险特征因素影响,而学者型专家主要受信息公开及政策进展了解度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结论】论文打破了对专家的中立预设,并将对风险感知群体差异的研究向前推进。应全面理解专家在重大决策中的角色,建设更加科学有效的专家库。

高速公路景观区的绿化和养护

高速公路是车辆通行的主要基础保障,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都有重要影响。在早前的公路建设中,比较注重行车功能与建设质量,在使用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破坏、路基质量问题等现象。随着近年来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高速公路施工技术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高速公路景观区绿化和养护不仅是对于高速公路环境的一种改善,还能有助于提高土壤质量,防止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文章主要对高速公路景观去绿化和养护展开分析探讨。

城市商业银行机制创新探索

本文通过对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机制创新的思考 ,为城市商业银行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从市场运行机制、内部控制机制、贷款风险防范机制以及用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基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争论的焦点是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否会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文梳理了浮动汇率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的理论逻辑,发现浮动汇率能够吸收外部冲击,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过度的汇率波动则会通过经常项目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下述命题,即随着汇率制度的更加浮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先增强,之后增强效应减弱甚至变为削弱作用。本文使用二次项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利用Aizenman et a1(2010)编制的三元悖论指标等跨国面板数据证明了命题的成立,即基于货币政策独立性视角,存在最优汇率制度。本文进而研究了影响最优汇率制度的因素,发现金融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最优汇率制度越浮动。结合我国的实践,我们应试验性地逐渐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关注浮动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危机决策者避责策略的四种模式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官员的避责行为对危机治理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广泛关注。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从危机情景避责行为的发生时间和决策主体的态度两个维度,将危机避责策略划分为不为式预估策略、有为式预估策略、借口式应激策略和辩护式应激策略等四种类型,并就职位确权与消极偏向两大要素对官员避责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梳理。研究发现,职位确权将促进官员选择积极避责策略,而消极偏向可能导致官员更倾向于选择消极避责策略。最后,本文分析了已有研究的局限之处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打破危机决策避责困境之道——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K县案例研究

危机决策中,官员可能陷入以避责目标置换公共利益目标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静态、整体性分析危机决策中官员面临的避责困境,动态、结构化角度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基于制度主义视角,通过过程追踪方法对K县深陷避责困境到打破避责困境的危机决策案例进行了最好给出具体时查长追踪性分析。研究发现参与危机决策的官员分为主责官员、混合官员和技术官员;在和制度的互动中,混合官员、技术官员利用技术自主性采取专业建议策略,主责官员利用政策自主性采取行政干预策略、默认策略,共同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危机决策中的避责困境。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类型政府官员和制度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推动官员打破避责困境的路径。

新媒体、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人际信任与民族和谐感知——来自X地区的证据

民众的民族和谐感对多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新媒体平台提高民众的民族和谐感，然而，以往研究对新媒体的影响效果一直未形成统一认识。文章通过引入心理学说服理论对新媒体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构建，并结合2014年x地区A市与B市的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手机新闻对个体民族和谐感的影响受到民众对当地基层政府人员信任感的调节作用：若民众对当地基层政府人员信任感较高，更多地阅读手机新闻会显著正向影响个人的民族和谐感；反之，则二者呈负向关系。因此，政府应培养民众对基层政府人员的信任感，才能让新媒体更好地发挥作用。

用工“双轨制”对应急救援队伍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基于消防员调查数据的路径分析

我国应急救援队伍采用“正式工”和“合同工”共存的“双轨制”用工制度,可能会导致应急救援人员的低工作投入。但是,现有研究尚未厘清用工“双轨制”对个人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忽略了个人感知的中介作用,无法为优化应急救援队伍的用工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文章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准确理解研究情景,在此基础上梳理文献,建立制度→感知→行为模型。文章对T市消防应急救援队伍进行了全样本问卷调查,使用路径分析法对423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用工“双轨制”对消防员工作投入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可以通过个人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工作投入产生间接影响,用工“双轨制”导致的组织支持感、外部荣誉感差异等会影响应急救援人员的组织认同感,进而影响工作投入;其中,外部荣誉感在所有感知因素中的作用最强。文章研究结论为优化应急救援队伍用工制度提供如下政策建议:在“双轨制”用工制度下,应提倡“同工同酬”,增强应急救援人员的组织支持感;加强外部宣传,提升其外部荣誉感,有助于建设高工作投入水平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