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的教材价值与生成性初探

《四书集注》实质是朱熹穷其一生沉浸式编撰而成的民间准教材。编撰经典教材难在如何组合显性的恰当文本内容,如何聚合内隐的宽幅诠释内涵,由此保证历时性的文本诠释在当下形成共时性的稳定开放体系。朱熹以分散的先秦文本为基础,融入二程师生为主的历代学者的诠释,以复性说贯注理学思想,以章句、集注形式编撰,有效解决了教材编撰的上述难点。《四书集注》编撰成功之处,在于既采取容纳古今文本诠释于一炉的长时段组合方式,又兼及以理学贯通古今文本思想变迁的高密度聚合方式。运用符号学的历时共时、组合聚合理论对《四书集注》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建构中的传承与发展。

2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

2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需要明确其教育特质和教育目标,为其自身重新定位并找到重新回归中国教育以实现儒学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整体发展观下的成人教育,内在隐含着对具有主体性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格养成的教育感化需求。儒家经典教育的关键是开展思维方式的训练,责任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目的是养成理想的君子人格。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是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走在时间的大道上——评刘晓峰《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

《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是一部以东亚为研究视域,以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为主题的创新之作。就东亚民俗现象,作者引证大量东亚地区的民俗史料,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以生成变动发展的视角,探秘东亚民俗之后的幽深之道,复原中华先民时间文化的生成过程,直探中国上古时间文化的本源,解答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力量之源、本质特征,为东亚文化的健康发展指出了建设性的方向。

新时期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转折点、关键点和突破点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环。21世纪前30年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历史新机遇,需要深刻认识其发展特征、关键问题和突破环节,顺势而为,把握其发展规律,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奠定教育根基。

语文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新途径:从识字到象思维——以统编版语文教材第一课《天地人你我他》为例

统编版语文教材具有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特点,自2019年秋季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使用后,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初始阶段,如何有效开展取代拼音教学的识字教学,则是检验和落实统编版语文教材编写宗旨的重要教学环节。在收集、比较、分析统编版语文教材第一课《天地人你我他》六份教学实践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在识字教学中适度开展具有民族传统的象思维训练,这是语文学科中有效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途径之一。

问道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对当下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定位不明,传统文化断层使教师对传统文化存在畏惧心理。为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总结了各地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定篇研究、经典素读和传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探索经验。建议构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研交流平台、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培训体系、评价体系,总结不同流派的名师教学方法,真正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

吟诵的当代传承、教学实践与出版创新

吟诵,作为一种传统习惯性的读书方式,在近现代中国教育急剧转型之际,却突然成了一项需要恢复、传承和发展的"绝学"。本文通过吟诵之名、吟诵之用来分析吟诵的当代承传,通过对吟诵在大中小学的教学实践的审视,预测吟诵传承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并结合出版的成果,结合当下的图书销售环境,提出一些出版的创新举措。

中学语文课堂中构建中华经典研读范式刍议---以《论语·学而篇》第一章为例

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要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就要探讨儒家经典在课堂教学情境下如何符合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群体的研读范式。经典研读范式的有效性,是实现经典教学的普遍有效、时间有效、系统有效、主体有效、导向有效,以及训练研读者的思维,引领研读者的价值取向,完善研读者的人格的前提条件。儒家经典课堂教学七步骤的实践,是有效的儒家经典研读课堂教学范式之一。在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关键期,教师通过范式构建和教学实践,可以完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素养提升,在文化传承发展上具有时代意义和引领作用。

字理识字之字根字串在统编版《小学语文》的教学实践——以“五”和“午”为例

从教学实践中总结高效且符合字理的“字根字串”理论基础是:依据字根字,串联其字义相通或相近的形近字和普遍音近字,通过字与字互证共识,不仅大大降低识字难度,而且更加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识字教学,以解决“字理只能在积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对教学起作用,因而初期难以使用”的教学困境。

“四书”书名异名考

《光明日报·国学版》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刊发《“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其中编者按:“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学界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

从“新五经”到“新十三经”——21世纪中华经典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研究

中华传世经典众多,遴选哪些经典?经典课程如何有效实施?这是中华经典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儒释道经典为主体的中华经典,在面向大中小学师生时,选定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这是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之下遴选经典的底线和共识。以《周易》和“四书”为主的“新五经”是遴选结果之一,但为了有效落地实践,还需要增加“四大名著”和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扩充为“新十三经”。其缘由:一是在课时竞夺中能用于经典教学的课时设置要尽可能少而精准,二是需要从繁多的经典体系中精心遴选必备而必要的传世经典,三是要突破整个20世纪的时代局限,在教育实践中将传统文化经典与革命文化经典、先进文化经典贯通。

夫子经典,能否乘着教育归来?——我与中华经典教育的二十年磨砺之旅

2500多年前,孔夫子想移居九夷,也想过“乘桴浮于海”,然而终究不可行。他还是秉持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恒毅原则,一生不是求学,就是为政;不是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就是在编修“六经”教导弟子的事中。夫子已去,但夫子留下的经典成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之光最明亮的那部分,指引着我们走出黑暗的包裹。然而100多年前的晚清民初教育变革之际,小学读经科被废除,大学经学科被废止,随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要打倒孔家店。于是,夫子整理的“五经”和朱子编著的“四书”就逐步从我们的教育必修课程中消失了。

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使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课程失去其重要地位 ,致使儒学面临中断的威胁 ,这是与权力中心接近、受经学熏陶的官绅亲手从正反两面促成的 ,他们在情理上必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理性上吸收西方知识 ,在情感上对经学依恋不舍。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和对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设置观的典型分析 ,既可以揭示他们心理趋向的异同 ,也可以反观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线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读经现象，呈现出三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即“读经热”“读经乱”“读经难”。第一，“读经热”：海内外上下共热，读经典已成共识自1995年赵朴初等九位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提出《关于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议案以来，诵读经典就自发从民间开展起来，形成了持续至今的“读经现象”。

“西学未兴,吾学先亡”的进程、成因及演变——以清末民初中小学《四书》课程化为例

清末民初近代教育急剧转型,学制中如何处置"中学",尤其是使用了六百多年的科举指定教材《四书》成为时代难题。晚清新政在《壬寅癸卯学制》中以课程形式对《四书》做出了较为完整的大众化教育制度设计:目标化、分科化、课时化、序列化、数量化、适切化,并配以相对规范的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初步完成了传统教育内容的近代课程化。但清末民初国内外形势逼仄,"新旧""中西""古今"之学短期内无法调适,在阻止民间对《四书》课程新解读之后,晚清政府也不得不对此种制度设计加以修订、调整,终在1911—1912年政体变更之际,晚清和民国接续将废止中小学读经坐实,即使尊孔读经在1914—1915年得以短暂恢复,不久即被从学制中再次删除。此后,《四书》课程化以经传选读的形式在近现代中小学教材中持续呈现。晚清民初《四书》课程化结局是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造成的,然而其在教育变革中的课时竞夺失利是核心因素,评价虚置和课程创新不足则又加重了这一结果,但《四书》课程化的后续发展并未停止,仍然在不断的调适中。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三大时代课题及对策

从1912年蔡元培先生三次下达教育令,逐步取消中小学读经科和经学大学科,到2012年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在中小学和社会机关有序开展,十几所大学成立了各自的国学专门研究、教学机构,一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不仅受到救亡的压力,也因自身的实质问题困扰,一直呈现不断削弱的趋势,但也不绝如缕,至今日而有缓慢、逐步回归的趋向。

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传统古诗文学习为起点

在当下学科化教学的大背景下,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考虑到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下社会的文化精神需求以及课堂教学的需求。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无论是从汉学到宋明理学,还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乃至近代的新儒家学说,都改变不了这一历史形成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继承、吸收和弘扬这一传统。

把课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路径

课堂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阵地,课堂教学制以其面向大众的高效著称,以知识传播和技能培训为主。但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内在精神的构建,是情感态度的高度认同,如果我们用学科化的教学模式来传播传统文化,可能并不适合,再加上应试的评价体系,极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没有完善,反而成为青少年最不愿意学习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