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高校创建探析

在阐述云南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意义的基础上,论述了云南高校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过程中要遵循的原则、处理的关系、把握的重点工作,提出云南高校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路径思路。遵循基本创建规律,发挥民族地方的资源优势,形成云南高校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特色和有效经验,力争创建活动能够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

社会组织行政化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自主力量。中国社会组织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其产生方式、监督管理、资金筹集、人事编制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会组织行政化不仅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与公民社会的构建,也不利于社会组织自身功能的发挥与发展壮大。为此,必须通过采取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与限制领导任职兼职等措施来淡化其行政色彩,从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良性发展。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NGO的发展

农村NGO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从而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认识不够、资金不足、环境不优、管理不善等问题,对此,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筹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认为,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单一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制度根源,要摆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必须实行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动因与风险规避

非营利组织不以获取利润为组织的根本宗旨,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营利组织不能进行市场化经营。在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市场化是解决非营利组织资金短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顺应非营利组织现实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提升非营利组织产品供给水平的现实选择。但在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过程中,会面临违背组织宗旨、经营能力不足、政府监管困难等风险。对此,必须通过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优化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法制环境、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等措施予以规避风险。

论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

推进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对于加强公务员管理、克服政府用人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政府工作绩效等具有重大意义。当前 ,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存在考核标准不明确、考核方法简单化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推进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论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当前,加强行政道德监督是促进行政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需要,是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主要途径有: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建立独立的行政道德监督机构,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和推进相关的行政道德监督立法。

普通高校二级管理模式运行中权力让渡思考

本文在阐述了普通高校(特指公立普通高等学校)运行二级管理模式的意义及分析高校权力配置对普通高校运行二级管理模式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在运行二级管理模式时学校的行政权力应合理让渡于学术权力,强化院系学术权力的主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办法和措施。

发达国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支持型社会组织总体数量较少、能力偏弱,无法为众多从事一线服务的操作型社会组织提供强大支持和服务,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亟需突破的结构困境。而发达国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历程较长,组织类型多样,并呈现伞形的组织联盟、多元的资金来源、完善的治理结构、强大的支持功能等特点。对此,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加强支持型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转变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方式,提升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成效,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利用支持型社会组织强大的支持功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生发机制探析

支持型社会组织具有草根社会组织不同的功能与优势,在当前及以后的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机制的分析,将有助于对其发展现状、发展模式、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把握。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离不开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所创设的广阔空间以及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式创新所提供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是回应草根社会组织资源依赖形成的现实需求以及顺应社会组织内部结构优化必然趋势的结果。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是社会组织为达成倡导目标而选择和运用的一整套特定的方式和方法。选择合适的倡导策略进行政策倡导活动,是社会组织在政策倡导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倡导策略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政策倡导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影响到倡导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倡导对象加以区分,可以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分为直接倡导策略和间接倡导策略两大类。直接倡导策略包括资讯策略、代表策略、司法策略、迟滞策略、合作策略等。间接倡导策略包括联盟策略、媒介策略、困窘策略、抗议策略、日常策略等。社会组织政策倡导活动受到组织所处的活动场域、组织规模、资金来源等因素影响。不同倡导活动所选择策略应该不同,但无论如何,倡导策略的选择应该坚持权变性、协同性、参与性及科学性等基本原则。

支持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新兴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型社会组织具备中小型和草根社会组织不同的功能与优势,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准确定位支持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是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社会治理中,支持型社会组织应当充当支持平台、部门桥梁及行业引领三种角色,从而服务于中小型和草根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及自身之间合作,引领和规范社会组织行业发展。

国内支持型社会组织研究:重点议题与研究检视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参与力量,近年来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且在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随着我国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学界对其关注度也不断增加。综观前期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影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等重要议题。毫无疑问,围绕这些议题开展的研究及形成的学术成果带动和推动了我国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在支持型社会组织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度、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视角的拓展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还有较大的推进空间。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路径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从公共产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进行管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文章结合我国的实际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等路径,来加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建立在不同哲学范式基础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我们看待公共行政的两个不同视角。现代性所追求的是理性、精确、直观和清晰,而后现代性所倡导的却是想象、模糊、抽象和混沌。在变革的多元化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公共行政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时共生的特征。伴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进程,现代化仍然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奋斗目标;而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公共行政又必须应对后工业时代的挑战,这样才能适应内外生态环境。

试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动因与风险规避

在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过程中,会面临违背组织宗旨、经营能力不足、政府监管困难等风险。对此,必须通过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优化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法制环境、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等措施予以规避风险。

农村NGO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NGO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从而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认识不够、资金不足、环境不优、管理不善等问题,对此,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筹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

试论行政文化创新:动因与途径

行政文化创新是解决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行政文化创新必须科学确立创新的目标形态,正确对待传统行政文化和借鉴西方科学行政文化,确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价值观,培养和塑造健康的行政心理,实施文化创新的保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