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来自趋势还是周期--基于多种UC模型的比较分析

传统趋势周期分解方法存在理论基础不符合实际、缺少数据生成过程等问题,相较而言,UC模型具有一定优势。本文采用贝叶斯方法和中国宏观季度数据,估计了多个UC模型以分解产出的趋势和周期。研究发现:①断点期在2008Q1的无约束UC模型为最优模型;②趋势新息波动大于周期新息波动,两者高度负相关;③趋势增长率发生了结构性下降;④经济下行源于趋势下行而非周期下行。本文的基本结论在双变量模型、其他数据、其他经典单变量方法下依然成立,为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之比较研究

研究近20年中国和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波动要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更平稳,中国虽然为新兴市场,但并不具有新兴市场经济周期的典型性。文章通过构建一个随机增长模型,较好的拟合出墨西哥和中国的经济周期特征。同时,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中国不但在当期产出和投资的响应程度要弱于墨西哥,其趋近于稳态的速度也显著慢于墨西哥。

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经济协动性变化分析

数据显示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动性变化明显,基于此事实,以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作为切入点,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两国贸易模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1)整体上,中国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2)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两国经济的正向影响增强,并能显著提高两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会增加两国的失业率;(3)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的负向影响增强,降低了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为正。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非典型特征——为什么居民消费和投资呈负相关性?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年度和季度宏观数据,发现1992年后居民消费和投资呈负相关,这个特征典型而特殊。简单RBC模型能拟合出这个特征,偏好冲击是主要因素,它解释了消费的绝大部分波动。该结论在不同效用函数下依然成立。粘性价格机制不会有助于形成负相关。偏好冲击的本质是投资楔子和不确定性冲击。基于此,本文引入政府消费的外部性,结果表明公共品消费显著提高了模型拟合力。

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文章基于大量季度宏观数据,采用扩散指数法构建了中国1997Q1—2020Q1的季度时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估计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的时期主要包括1998—1999年、2003—2004年、2008—2009年和2020年初;(2)该指数和产出的相关系数为正,但时变特征明显;(3)金融类变量不是推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投资类变量推高了远期不确定性,预测子对解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接着采用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冲击存在非对称效应:当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期时,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要重质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应关注其数量和规模，还要关心其质量和水平。同样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流入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是很大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巨额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家，当外资数量已经不成问题时，深入分析和认识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对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规避引入外资的不良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政府规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来自新兴市场经济的证据和RBC模型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政府支出和收入规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消费规模对产出具有非稳定效应,一般性政府支出规模和产出波动率的负向关系可能并不存在。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累进型税收机制和需求扰动型政府支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拟合出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稳定效应和税收的稳定效应。当将政府支出视为生产性支出后,支出规模的稳定效应体现出来,虽然在规模进一步扩大后稳定效应会消失。

金融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及实践

金融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金融系统本身的顺周期性则扩大了这种风险的可能。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方法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预防无能为力,在金融微观审慎监管已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局面下,迫切需要金融宏观层面的监管以弥补微观监管的漏洞。金融宏观审慎监管除了要体现逆周期性外,其管理方法、操作工具乃至政策配合都有其特殊性。

物价上涨之谜

2010年以来，大多数人感知到的是价格上涨已从食品领域不断蔓延到其他商品和行业，从房租的持续性上涨，到棉花、服装、被褥的上涨，再到成品油、水、电、气等的上涨，不论生产成品还是生产要素等中间产品都在上涨。

输入型通胀的宏观效应:价格分化和货币政策分析

作为能源需求大国、世界工厂和开放经济体,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系统分析输入型通胀的经济和政策影响。来自SVAR的证据显示,进口价格冲击表现为一个典型的负向供给冲击,推高通胀同时抑制经济活动。进口价格冲击对PPI的影响远强于对CPI的影响,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紧缩性响应。反事实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紧缩性响应主要源于进口价格冲击的直接效应,同时放大了进口价格冲击的负面影响。接着论文构建和估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开放经济模型。模型引入多种进口品和盯住进口通胀的货币政策。估计结果显示,进口价格加成冲击解释了大部分时期的PPI变化,但对CPI的解释效力有限。模型拟合脉冲响应与实证结果基本一致。CPI和PPI的价格分化主要源于组成效应,而与整体进口占比的关系不大。输入型通胀向CPI的传导不畅主要源于衰退效应弱化了国内边际成本的上涨。最优货币政策分析表明,当受到进口价格冲击影响时,放任输入型通胀、忽视稳增长和政策的持续性都会带来更低的福利水平,央行需要更加积极的应对输入型通胀,以此降低PPI和投资受到的不利影响。

外国产出波动、通货膨胀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根据全球通胀假说,随着经济开放度下降,外国经济对本国通胀的影响逐渐让位于本国经济,这一假说与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密切相关本文首先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间接分析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表明,外国产出冲击对本国通胀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10年后弱化,近年来外国产出与本国通胀出现“脱钩”迹象。反事实分析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输入型通胀不足以解释中国通胀的弱周期性。为解释经验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开放经济模型。数值分析表明,本国通胀对外国产出的周期敏感性随着贸易开放度下降而弱化,但本国通胀对本国产出的周期敏感性不会因贸易开放度下降而显著改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实证与理论角度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正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导致投资、消费和产出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投资和消费的解释力度最强,超过30%;对产出和价格的解释力度在长期中超过7%。(3)与关税预期冲击相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下行效应相对较小但更加持久。(4)企业进入与退出、名义粘性和预防性储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传导机制。

房价波动、住房自有率和房地产挤出效应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驱动房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房地产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影响是怎样的?(3)住房自有率怎样影响房地产行业?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代表性家户、房地产企业、资本品生产者和代表性企业主的多部门模型,基于贝叶斯估计的分析发现,驱动中国房价波动的因素短期来自于住房偏好冲击,中长期则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和需求冲击。房价、房地产投资对于非房地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有微弱的挤出效应,理论和实证显示了一致性。接着文章扩展出一个包含无房家户的异质性主体模型,发现过高的住房自有率会强化这种挤出效应。本文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回落以及住房自有率的下降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

内生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已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多将不确定性视为外生因素。本文尝试探讨不确定性的内生性以及货币政策对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通过估计一个具有“双向反馈”机制的均值波动率SVAR模型,从实证上分析货币政策对波动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向货币政策冲击在推高总需求的同时降低了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率;货币政策冲击对波动率的解释比重在5%以上;关闭波动率的内生反馈机制会弱化货币政策的效果。接着,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信贷约束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解释和拟合货币政策对波动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向货币政策冲击能够降低宏观变量的波动率,关闭不确定性的影响会弱化货币政策的刺激效应;不确定性的状态依存特征是正向货币政策冲击减少不确定性的关键机制;经济主体的风险厌恶偏好、信贷约束程度、货币政策惯性决定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信贷约束是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本文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去杠杆”并不矛盾,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措施。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成因、缓解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时变视角下中国经济波动的再审视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和传统的长期(BQ)约束对中国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进行时变分解,考察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供给冲击解释了绝大部分产出波动,并存在"斜率之谜",但单变量分析表明中国产出的持久成分并不高。采用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相关的BQ约束依然出现斜率之谜,并且需求冲击显得过于重要,符号约束成功避免了斜率之谜。虽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前需求冲击的重要性更高,但危机后两者相当,后危机时期产出波动下降由供给和需求共同所致。本文认为需求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下降是导致后危机时期经济趋稳的主要原因。

信心、预期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有关文献大多将预期视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本文尝试考察预期的可观测性。首先采用混频时变DFM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潜在产出,以代表经济基本面,发现中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下行。接着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SVAR模型,基于动态识别方法估计预期冲击和噪声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指数“错误”预期主要宏观变量的变化;相较而言,商业信心指数是更好的预期指标,但包含噪声成分。以商业信心指数为预期变量,预期冲击对主要宏观变量形成持久的正向效应,预期冲击解释了潜在产出变化的60%,解释了GDP变化的55%;噪声冲击对宏观变量具有正向“驼峰状”影响,对GDP的短期解释力超过8%。消费者信心指数表现不佳可能源于消费和宏观经济的脱节。本文的基本结论在大数据集、替代指标、基本面检验以及其他识别方式下依然成立。

货币政策导致经济更稳定吗——基于MS-DSGE模型的分析

已有研究对货币政策的稳定功能和时变特征的看法存在分歧。本文构建和估计了一个融合数量型规则的MS-DSGE模型。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来看:货币政策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后危机时期的"低增长、低通胀"源自技术和政策冲击的共同作用。从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来看:政策冲击表现出明显的异方差性,经济处于高波动状态和低波动状态的时间相当,其中基础冲击的异方差性大于政策冲击;政策冲击的解释力在低波动时期强于高波动时期,其对通胀波动的解释力强于对产出波动的解释力;脉冲响应表明基础冲击的影响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下降。

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生于经济波动吗?

现有研究假设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生,本文尝试分析这种假设的合理性。本文分别采用冲击约束和异方差约束两种新的识别方式,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基于冲击约束的结果表明:经济波动不是形成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的原因,因为正向产出冲击不会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反之,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形成负向"驼峰状"效应,能解释产出长期变化的13%。基于异方差约束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冲击约束的结论,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的负向影响主要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危机前对产出的影响有限。本文认为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为经济波动的外生因素较为合理,但不能忽视其时变特征。

中国经济波动的持久性成分高吗?

经济波动的持久性是重要的问题,但缺乏有关中国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模型,结果显示:中国TFP的持久性成分高于美国;持久性冲击对中国产出的解释比重高于美国。接着本文扩展出一个具有NK特征的DSGE模型,持久性冲击的解释效果大幅弱化,但模型可能存在误设。最后,本文在模型中引入Markov机制,结果表明中国持久性成分在两种状态下都更高。基本结论在完全信息模型、不同效用函数和校准参数下依然成立。

季度数据比较和混合动力模型测试

论文比较了文献中使用的传统季度数据和构建季度数据,发现如下:现有CPI低估了总体物价水平;居民消费周期性较弱并和投资负相关;Chang等(2016)的数据更适合DSGE模型。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准混合动力模型,模型虽能拟合出数据的二阶距特征,但观测误差起主要作用。方差分解显示DSGE模型能解释大部分产出波动,但对其他变量的解释力较差。备选模型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且DSGE-VAR分析表明基准模型没有明显的误设。样本外预测显示混合动力模型对产出的预测效果比VAR好,但对其他观测变量的预测效果欠佳。论文认为DSGE模型表现不佳源于两方面:(1)粘性价格机制和消费—投资负相关之间的矛盾;(2)平衡增长路径假设和稳态不定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