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诗经》三《颂》性质考论

《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主文谲谏”的周代献诗

西周时期,周礼由形成走向成熟,这一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礼"的时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献诗讽谏大都以一种微妙深曲的方式呈现出来:或以美为谏,把谏、戒、刺的含义隐藏在一片颂美之辞中;或于曲意逢迎中微露讽谏之意;或用善意引导、旁敲侧击的方式加以暗示、启发;或陈古以刺今,以希君王观古而悟今。这种"主文谲谏"献诗方式的形成是由周代礼教制度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到了西周后期厉王、幽王时,礼乐渐趋崩坏,这才出现了直刺方式的献诗讽谏。然而西周中前期形成的"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一、继承文德。保守天命——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1，周初《颂》诗对继承文德、保守天命的强调和重视周初统治者具有突出的敬业意识，强烈希望能继承文德，保守天命，这在《周颂》可确定为西周前期的诗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我将》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由形成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均淹没、隐藏在一片颂美之辞中:即以颂美之辞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或只微露讽谏之意。这种献诗礼俗的形成,由周代礼教制度决定,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的表现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调研与思考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质量和教师教学的质量,通过对淮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问卷调查,初步了解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评价和期望。这对促进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思考和启发。

《左传》叙事艺术三题

《左传》的叙事艺术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伏笔艺术。以小事作大事的伏笔 ,揭示大事发生的根源 ;(2 )论断艺术。在叙事中寄寓作者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 ;(3)跳叙艺术。故事情节大胆跳跃 ,使叙事更精练 。

古诗文之“啸”研究综述

古代诗词歌赋中的"啸"比比皆是,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研究。学者对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啸"的含义;"啸"在各历史时期的发展及作用;"啸"与文学的关系。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诗经》中的乐器及其所体现的文化

《诗经》所记录的乐器有26种,就其包含乐器的诗篇数来说,"雅"最多,"风"次之,"颂"最少,根据古老的"八音"分类法,这些乐器分别属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诗经》中的乐器所体现的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运用音乐进行人伦教化,宗教祭祀中使用音乐,乐器的使用体现君子威仪,乐器的使用体现周礼。

《大雅·卷阿》为穆王时诗考

《大雅.卷阿》是君王出游时臣下所献之诗,在西周诸王中,穆王以喜爱游历著称,有史籍记载为证。《卷阿》位于"正大雅"之末,处于由治转乱、由盛转衰的特殊位置;与之相应,穆王时期是西周极盛时期,其下接厉王,正处于由盛而衰的时期。《卷阿》是《诗经》中惟一出现凤凰的诗篇,而凤凰崇拜在西周穆王时期达到极致。分析、考查《卷阿》的内容及其特殊位置,有诸多证据可以证明此诗作于西周穆王时期。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研究综述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自2012年公之于众,至今已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者、内容、结构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并将其与《诗经·周颂·敬之》进行对读,同时也以之为参照,对《诗经》《楚辞》等有关争议问题加以研究。本文对近年学界关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研究观点和结论作一综述和评析。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释读管见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语,两"琴舞九絉"当各自归下文,连"元入启曰"读。《周公之琴舞》之诗篇与《周颂·敬之》是根据同一底本而创作的不同版本,而不是同一创作版本的不同流传。楚人在据周公、成王原有的言辞创作诗歌时,必然会带上楚国诗歌的特点,这就是《周公之琴舞》的来源,也是它与《周颂·敬之》之异同的根源。

关于《史记》“互见法”的一些思考

本文对古今学者关于<史记>'互见法'的阐述作了较详细的辨析,同时结合有关资料,对<史记>'互见法'重新加以解释和具体分类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互见法'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

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调研与思考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效果和教师教学的质量,我们对淮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基本摸清了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评价和期望,这对促进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多思考和启发。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考释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准确地揭示了《颂》诗的内涵,且是《毛诗序》对"颂"的阐释的直接依据和来源。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是《诗经》三《颂》的本质特征。以上博《孔子诗论》释"颂"数语与相应诗篇相对照,在考查诗篇之义的基础上,考释《诗论》对《颂》的评语的含义,并纠正前贤之误。

从《诗经·周颂》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

《周颂》中最突出的思想是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因有德而承受天命的,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前代殷人思想的继承。

《大雅·卷阿》诗义考

《大雅·卷阿》是君王出游时臣下所献之诗,诗歌所颂对象"君子"应该是西周天子,《卷阿》所咏之事似为其时之君臣对歌。臣下借与天子答歌之际而陈诗以颂美、祝祷,并借此以委婉的微言讽谏,是《卷阿》的诗义。《诗经》中一诗有前后转折、变换句式和抒情方式的例子甚多,这是诗人的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法,因而,《卷阿》并非两首诗错简而合为一诗。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