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标准化教育——已有实践和未来设想

通过与ISO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紧密合作,我国标准化教育在近些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独特的路径。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人才培养链,激发了多主体的教育资源投入,形成了跨学科的标准化科学研究体系。未来,基于全球化、多元化和利益共享的理念,我国将更积极地广泛参与到标准化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标准工作的引领者。

基于UL认证机制的“浙江制造”认证推广策略研究

认证传递质量信任,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本文通过分析UL认证的运行机制,探究其认证质量保障措施,根据"浙江制造"认证现状,借鉴成功经验。研究表明:UL认证通过跟踪检验服务保障产品质量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并且能为客户提供面向供应链的解决方案,提高认证服务的附加值。"浙江制造"认证存在覆盖行业范围较小、申请企业不多等问题,需要明确认证服务理念,提高标准制定和检测能力,落实跟踪检验服务,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

市场、政策和成员网络驱动技术标准联盟发展——浙江省泵阀联盟的实证

基于文献梳理,构建驱动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假设模型,并以浙江省泵阀联盟为例,从市场需求、政策导向和成员网络等维度,对其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市场需求是技术标准联盟形成的基础,政策导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员网络是扩大标准安装基础,提高扩散效应的主要途径,其中,核心企业在联盟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引领作用。

标准与科技的“乘数效应”是否体现?--政策协同的视角

标准与科技的协同发展对推动创新、实现产品从技术到市场的转换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标准与创新的相关理论,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借助PMC政策评价模型对1986—2017年间我国出台的标准化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评价,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测度两者之间的政策协同度。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存在局部协同,其发文数量、治理主体、政策领域上存在趋同性和交叉性;政策评价得分有所上升,政府治理水平提高,政策成熟度提升;但标准化政策与科技政策的政策协同并未随着各自政策质量的提升而提高,体制性的碎片化问题依然存在,标准与科技相结合而产生的乘数效应并未得到有效体现。

中国标准化政策演进研究:基于文本量化分析

标准从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已经转变成为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家生态发展、经济生活变化的重要工具。伴随着标准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显现,标准治理的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标准化政策是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最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标准化政策,是我国标准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基于不同时期政策的发文数量、府际关系、主题变迁等文本特征,本文搜集了1979-2017年国家层面的标准化政策,通过R、Gephi等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发文单位府际关系网络,挖掘发文单位之间的合作情况;利用对应分析研究不同阶段的主题演变;最后进行内容分析,对每一阶段的政策文本进行主题词分析和关键政策分析,从而研究标准化政策的演进路线,探究我国标准化管理的发展轨迹和一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标准化政策的供给能力不断加强,政策发文效力扩大;标准体制改革,呈现与创新、产业协同发展的趋势;不同时期的标准化政策重点随技术变革而不断扩散,渗透到更多领域;政府积极引导标准化成为新技术及产业发展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