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认识

历史学究竟有没有本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仍然是史学界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在一些论著中往往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替代历史学理论。这种倾向等于取消了历史学自身理论的研究,这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理论上的阻碍。我们认为历史学是有自身的理论体系的,这种理论体系应当依据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加以确定。现谈点粗浅的看法。

匡衡“兼并”土地辨

汉元帝丞相匡衡利用“郡图”之误,扩大“国界”,将临淮郡懂县乐安乡外闽佰至平陵佰“四百顷”土地划到自己的封地乐安侯国内。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在《王莽改制》的标题下把匡衡扩大“国界”、多占食封地当成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表现。而一些学术著作不加分辨地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汉代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把匡衡扩大“国界”误认为“兼并”土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土地兼并,从严格意义上讲。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

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对中国行政史体系的一点思考

目前,学术界对如何科学地确定中国行政史的体系,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以至某些《中国行政管理史》实际变成中国政治制度史行政体制部分的节选本.这是由于对中国行政史体系没有科学界定的结果.我们觉得科学界定中国行政史的体系,最关键应掌握三点:第一考虑学科研究对象及其特征与学科体系的关系,第二考虑学科研究的目的对学科体系建立的影响.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

【正】 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斯大林的这个民族定义适用的范围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理解。有的认为这个定义只适合于资产阶级民族。

论历史的可知性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我们指的是社会史,它是一种消失的社会现象。这种消失了的社会现象是否可以再次认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科学化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由于十九世纪科学的发展,科学声誉日隆,人们仿效科学家一套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来鉴定史料,发现正确的史实,有人把这种治史的理论和方法称之为“科学化的史学”。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对历史可否认识是不加怀疑的。

春秋时期楚国集权政治初探

春秋时期,楚国是较早实现集权政治的国家。尽管楚国这时的集权政治,与以后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比,还只是一种雏型,但它却为以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开拓了先河,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后世君主集权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下列几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一、从县制的设立看楚国王权的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郡县制与中央集权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郡县制,中央集权就失去了组织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及其特色

春秋中晚期各国强卿在其领地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管理体制，经战国变法运动的推动，通过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废井田行土地私有制、颁布法律依法治民、推行官僚制而得到确立。与西欧相比，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其自身特点：时间长，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用儒宗伦理思想进行社会控制，实行官僚制度。从这种管理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看，其主要特点是：一、存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二、存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三、职能机构的演化既受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又受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制约；四、监察制度随君主专制的发展得到强化；五、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官员的制度；六、存在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机制。

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

一、研究历史家主体精神之必要历史是消失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已消逝的社会活动过程。历史学就是以这种消失的客观存在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目前人类还无法通过直接的实践活动去把握历史,历史家只能籍凭自己的主体精神,对历史留下的痕迹——史料进行加工分析,从中总结出历史规律来,为人们解释现实,说明未来,指明方向。因此正确认识历史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