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宗岗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的故事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到了元末作家罗贯中的手里就成为文学史上一部出类拔萃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小说的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百多年后,由毛宗岗(清初江苏茂苑人)修订整理为《三国志演义》,即今所通行的《三国演义》。历来文学史家们一致认定毛本《三国志演义》比罗贯中原著以及后来出现的许多本子更为进步、完善,所以自毛本问世以后,“一切旧本乃不复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程小青和《霍桑探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研究札记

（一）侦探小说萌蘖于欧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兴起和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各种犯罪活动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警察法律体制的建立，是侦探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麦格街凶杀案》的间世，开创了西方国家侦探小说的先河。

试论闻一多的“三美”论

闻一多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开始写新诗并关注着诗坛的动向。一九二二年，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曾写了一组新诗评论，对五四初期写实派自由诗那种浅露直抒的倾向沉表不满。

上海钱庄业领袖──秦润卿

文章介绍了甬籍名商秦润卿由一名钱庄学徒到上海钱庄领袖，最终成为中国钱业界元老的生平事迹。

论戴望舒诗艺的美学特征

戴望舒是一个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诗人一生的创作道路“从纯粹属于个人的哀叹开始，几经变革，终于发出战斗的呼号。”在诗艺上，他经历过长期的勤勉探索，从吸取古代诗词营养，撷采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到走向现实主义大道，含英咀华，不断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寻找着适合表现诗情的最佳艺术形式，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五四”时期写实派白话诗述评

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于“五四”前夕。当时的一班先进人物，高擎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旗帜，声势赫赫，破旧立新，冲击旧文学的樊笼。白话诗是新文学最早的婴儿，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绚丽灿烂的局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和不同类型的诗体。

茅盾的新文学思潮流派观

茅盾是找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他的一生中,不仅始终关注着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思潮流派的变革和发展,亲身参加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并且提倡过由“为人生”的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积极介绍外国文学思潮流派以促进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探讨茅盾对新文学思潮流派的观点,对于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发展,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美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晨报·诗刊》创刊时说的话.徐志摩一生在诗艺探索上是个有心人,在创作中不断地创格、创新,追求诗美.在新月诗派形成之初,他与闻一多等人为在中国建立一种“创格的新诗”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徐志摩和闻一多对新诗有许多一致的见解.闻一多认为作诗是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徐志摩也认为诗是诗人“个性的表现”,感情的升华,来不得一点儿虚假.闻一多提倡诗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徐志摩则认为“新格式与新音节”是创造诗的形式美的要点,并认为诗“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

茅盾的《风景谈》

《风景谈》写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当时作者从新疆途经革命圣地延安返回重庆不久,写了不少记事写景散文,均收于《见闻杂记》.作者曾说,在写这些作品时,“

邹韬奋: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

一邹韬奋,1895年生于江西省余江县,原名恩润。祖父邹晓村曾任福建省侯补知县,1908年因病去世后家道中落。邹韬奋自幼由父亲聘私塾教师在家求读。他聪敏好学,刻苦自励,自幼养成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1912年考人上海南洋公学,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后在上华商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1923年进中华职业教育社,任《教育与职业》月刊主编,兼英文教员。

从抵制日货运动到发展国货运动

近代中国,百年浮沉,多少爱国实业家在逆境中探索奋起。他们满怀振兴中华之志,以开拓实业为己任,使民族经济繁荣发展。在洋商侵占中国市场时,他们纷纷投入抵制洋货运动,开发生产优秀国货产品,以实际行动击退侵占中国市场的洋商,发展国货运动。其中一些爱国实业家为实践实业救国的理想甚至献出了可贵的生命。

宁波帮金融家在上海的兴起

地域优势和历史机遇 宁波帮是以乡谊为纽带联结而成的民间商业集团，所指范围为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镇海、慈溪、定海、象山六县，后又包括余姚县。自明末以来，宁绍平原人口激增，至1820年宁波府人口已达235万之多。人稠地狭的矛盾是促使移民的一大动力，而宁波地处海滨，居南北洋中间，往返南北洋的船只多以它为停泊站，并以其所运载的南北各地物产与宁波土特产交换，便导致宁波、镇海、慈溪一带商人纷纷设立南北商号，自置船舶装运，形成许多南北货行业。由于宁波人长期积累航海经验，且富有商业的进取心和敏感性，而上海为八方商贾荟萃之地，与宁波可一苇通航，很自然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导致宁波人鹜趋上海经商，蔚然成风。

汪精卫出逃后的国外舆论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日本政府俨然以东亚霸主身份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之目的，亦在于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绝”。日本大本营根据该声明又制定了《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意在暗示汪精卫摒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

宁波：抗日战争中的甬商

宁波商人富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他们在全民抗战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其感人事迹可歌可泣，令人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