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与理——秦前红教授访谈

被采访者:秦前红(以下简称“秦”)采访者:夏纪森(以下简称“夏”)夏:秦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众所周知,近年来,您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发表了诸多具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的引用率都非常高。请问关于监察权的性质,您是如何理解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期圆桌,邀请法学专家学者,探讨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法学期刊的使命,以及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基础、方法、路径等,以期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智慧。

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我国法治实践中的新课题。当前由于规范供给的粗疏与缺漏,监检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监察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造成少数监察活动的“非法”现象。在法治逻辑的审视之下,监察调查本质应还原为国家追诉职能的行使,因此应重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经典原则,推动监检衔接过程中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在法律修改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立法论-解释论-立法论”的研究范式转型趋势,监检衔接的关键方法可以归为几点:扩大检察侦查范围促进监检管辖衔接;以刑事审判为标准促进监检证据衔接;以保障合法权利为目标促进监检强制措施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监检审查起诉衔接;以审慎思维促进监检特别程序衔接。

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机制弥合

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多种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依附型就业者由此而生。就业权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是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理论动因,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就业风险分担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平等、司法裁判不一致等因素的存在,要求从现实层面注重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的保护。推动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适度拓展社会保险权利,构建良性的风险分担机制;适度提供劳动基准保护,构建良性的生存保障机制;适度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良性的司法裁判机制。通过找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来构建适宜的弥合机制,进而推动就业领域法律平等目标的实现。

数字时代的“表达”:算法推荐的信息干预及其法治化因应

算法正位于生活的中心,算法推荐服务所带来的隐性信息干预隐含着侵蚀表达自由的风险。数字时代“表达”的结构已发生更迭,保护“表达”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尤为重要。算法推荐领域保护“表达”的二阶规范渊源分别为契约与立法,契约责任面临有限的意思自治与公法属性权利让渡的悖论,走向“算法治理”的立法规制则面临执行的困境。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及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宪法“合作的基本权利”结构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介入提供了法理依据。宪法为划定政府、平台责任边界提供根本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新内涵能够指导规则体系的生成及运行,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法秩序。将算法推荐规则纳入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制度体系内,能够实现平台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衔接统合。

《监察法》理解和适用的若干重要问题——根据秦前红教授讲座录音整理

一《监察法》的立法背景很高兴到东南大学法学院这个有温度又有锐度的法学院,刷了一个巨大的存在感。《监察法》已经正式颁行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大概调研了全国十几个省份的监委。从监察制度启动改革之初,我就一直在关注和跟踪它的发展,因此我想借这么一个宝贵的时间,跟在座的各位教授、监察委、人大的领导和各位同学,把我所理解的《监察法》在实施中或者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英国合理性原则去留之争的回顾与反思

随着比例原则在全球影响力的显著增强,中英两国都面临着合理性原则何去何从的难题,观察、引介和反思英国学界的有关争论有益于我国相关讨论。回顾历史可知,判断标准具化、审查程度加深和干预范围扩张是合理性原则勃兴的体现。针对合理性原则的传统批评聚焦于司法技术欠佳和对责任制的侵蚀这两方面,回应者采取澄清、辩护与修正的复调策略予以针对性应答。比例原则引入后,既往争论转向合理性原则应否被彻底弃用。对此,存在统一论和二分法说两种迥异主张。经双方在辩论中不断改造自身论点,两大原则实有同化之势。回首这场争论可见,真正影响司法保障人权成效的关键因素并非司法工具,而是人权观念和法院在一国中的宪法地位。因此现阶段在我国,与其纠结比例原则应否取代合理性原则,不如思考如何改善权力配置结构和人权观念来实质性促进法院借行政诉讼保障人权的成效,这才是未来出路所在。

重释八二宪法中的受教育条款——一个历史分析

针对受教育条款的既有解释欠缺历史维度,未能实质性贯彻八二宪法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性发展这一共识。只有在参考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予以联动解释,才能发现八二宪法受教育条款的真正意涵。回顾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五四宪法过渡性与权利保障现实性的影响,受教育义务没有入宪。当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促使人们侧重受教育权的积极面向,认为公民受教育权只能且必须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方能实现。改革开放后,为展现国家复兴姿态,受教育义务得以入宪。这种规范变动以及当下的社会变迁共同引发受教育权积极面向的淡化及其消极面向的回归。于是,人们不再下意识地认为受教育权的实现必得依赖国家,而是将国家供应的义务教育视为一种满足基本需求的“底线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转而寻求实现更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途径。

监察合规:企业合规的反腐败之维

开展监察合规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单位职务犯罪合规程序、实现宽宥处理行贿企业的规范化、确保涉企合规案件中检察官等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均有裨益,但需对其与“零容忍”“行贿受贿一起查”等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单位能否被立案调查、企业合规监检衔接等问题作出回应。监察合规的路径可从内、外两个视角展开:外部视角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机关对企业的事前廉洁合规教育和腐败预防,对事后合规激励理念的贯彻,以及对相关公职人员是否廉洁依法履职进行监督;内部视角主要指在党统一领导的分工负责制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合规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应明确的是,监察机关自身无须进行合规管理,但需要恪守权力行使的边界。

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产物,同时为党在未来的自我革命预留了制度空间,其对“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勇气,其序言中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其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载体。坚持自我革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被规定在国家根本任务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修正认识偏差以便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科学设定,还应增强党的先进性以便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国家根本任务。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人民民主为自我革命提供外生动力,自我革命使人民民主更加真实有效。为了长期有序推进自我革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自我革命本质上属于党的建设活动,而这是党内法规的规范重点,因此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党内法规不得抵触宪法;另一方面,部分自我革命活动已转化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这要求根据宪法制定相关法律,以便监察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履职有完备的依据。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

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是推进监察法治的重要举措,是对“宪法与法律至上”这一法治要义的坚持,有助于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亦有助于完善监察法体系,理顺党规与国法关系,提高监察机关腐败治理效能。基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这一立法基础,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存在一体模式与并立模式两种选择,二者各有优势。基于当下党政关系的定位以及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更适宜选择适度化的并立模式。监察委员会组织法需要基于体系思维进行制定,这是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建构监察法体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需建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内部体系,包括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依法监察、高效监察四大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需搭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形式架构,从而建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外部体系。同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还要与外部规范相协调,从而实现法制统一。

格物知行 返本开新——评王亚平著《360度看人大》

2023年元月初,收到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亚平先生托人转来的新著《360度看人大》,然后我接连几天一直全副心思地阅读此书。此前得知此书即将出版时,我曾当面向作者表态要为此书写一篇书评。原以为这是一件难度不大的活,但有很多天都陷入能否兑现承诺的焦虑之中。人大作为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最重要的宪法现象之一,国内外研究者甚众,但既往的研究作品大多从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人大。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里有时简称“人大制度”),或人大组织,或人大职权,或人大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本人记忆所及,全面系统研究人大的著作极为罕见。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性质研究--以山西省第一案为研究对象

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日前对某国企高管采取了留置措施,这是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以来采取留置措施查办的首起案件。在密切关注试点地区监察体制改革发展动向同时,还有必要对这一事件作宪法层面的冷思考。调查活动的性质是行政调查权还是刑事侦查权?二者差异是什么?留置措施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监察委员会不经检察院批准而采取留置措施意味着什么?这对人民检察院有什么影响?恰当的路径应当如何?国家重大改革应当于法有据,更应于宪有据。

新时代监察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国家监察法学”这个概念,新时代条件下应在国家监察法学层面开启监察法学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新篇章。监察法学如欲在现有学科体系中取得恰当地位并对改革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引和纠偏作用,必须形成整全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具特色的内容,其中尤为重要者乃是理论体系之科学构建。未来监察法学的体系建构,应当以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民主集中制和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为理论基点,以监察法治原理(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正当性原则、功能优化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为理论指导,以监察基础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实践应用等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法与监察法治、监察权(力)与监察权利、监察主体与监察对象、监察行为与监察责任等为基本范畴。

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个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须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从机关思维到程序思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探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当前的相关试点方案倾向于机关思维方法,机关思维以机关主体为中心,是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有违权力制约原则、民主原则等,需要对其予以批判。而程序思维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对权力设置、运作、监督等各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指引的方法,其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且两者的运用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序列问题。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应当统筹运用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和理性场域中获得秩序认同和现代宪法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