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刑事合规研究

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量的绝大多数,涉企犯罪主体也多为小微企业,推进小微企业刑事合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化特性较弱,更具个人化色彩。当前刑事合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存在“两张皮”现象。传统刑事合规理论以大型企业为假定对象,在小微企业刑事合规情境中面临实践难题。小微企业刑事合规可重点从以下方面推进:确立国家援助的合规模式;以专项和简约为推进原则;以共享思维推进合规建设;增强小微企业在刑事合规中的获得感;调动检察官适用刑事合规的积极性;制度建设与对个人约束并重;强化外部力量对合规的过程监管等。

平台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危机与路径优化--以ChatGPT时代为背景

平台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开拓了民间线上自治的新模式。受制于信息不透明、程序公正性欠缺、线上交互性受限、解决方式一刀切等因素,平台纠纷解决机制陷入了信任危机,严重影响其运行实效。ChatGPT时代的到来为平台摆脱信任危机带来了新契机,具体而言,构建ChatGPT辅助型纠纷解决模式,通过内嵌透明性、公平性、互动性、灵活性等信任的影响要素,重建纠纷主体与平台间的信任关系,这既是平台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有助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刑事证明中的预测性算法证据研究

预测性算法证据是由算法将个案与类罪行为模型对比后导出的异常行为数据,可以预测并提示潜在的犯罪风险,通常作为侦查线索适用。但实证考察发现,其亦作为指控证据使用并对法官定罪心证产生影响,同时存在法律资格不明、审查方式混乱无序等问题。预测性算法证据本质上属于裸统计证据,与待证事实的相关性较弱,推理链条不牢固,若直接将其作为定案证据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为了平衡预测性算法证据在刑事证明中适用的积极价值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探讨预测性算法证据的证据准入资格、定案证据资格审查以及证明机制构建等问题,以形成科学合理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审查规则;另一方面,从侦查重心主义视角出发,明确侦查机关对预测性算法证据的初步审查和随案移送等义务,以及对全案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实体真实。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作为与刑法相配套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很长时间内没有确立强制医疗的相关程序规定。实践中，对于肇祸的精神病人，主要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送交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反悔问题研究

具结书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意义上的司法契约,其特性影响着被追诉人反悔的权利及后果.基于契约不得随意违反原则、节约司法成本及认罪认罚案件对事实基础的高要求,被追诉人一般不应享有反悔权.如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属非自愿、非明知,控方先违背具结书约定,法官认定的罪名或量刑超出具结书范围,或者认罪认罚确有可能导致错案,则被追诉人应享有反悔权.被追诉人反悔后,对因认罪认罚获得的口供及其它证据可以使用,除非真实性存在问题,但针对公权力原因引发的反悔,量刑应适度从宽.对反悔行为在量刑时可以进行不利评价.被追诉人反悔后,办案人员不必更换.

“侦查重心主义”研究——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反思与拓展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庭审实质化,但庭审实质化仅单向强化了错案过滤功能,加之审判者的深层认知心理因素、证据信息在诉讼进程整合中的有罪强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实质化的庭审程序仅能适用于少量案件等,其对实体公正的整体保障作用将是有限的。英美对抗式审判仍产生了大量错案即为明证。解说当前改革的两种代表性意见都高估了庭审实质化的作用,提升实体公正水平应贯彻"侦查重心主义"。此概念与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不同,可以融入当前改革,并要求深化改革。贯彻"侦查重心主义"要求对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防止以虚假供述为主要目标强化辩护人的监督权;并强化侦查录音录像,为还原侦查过程提供可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国家权力对诉讼进程的强力主导、强调被追诉人的悔过态度和强调以公权力保障查明事实真相,使其根本上有别于辩诉交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办案效率的提升,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单位工作量的压缩。提高诉讼效率应通过简化程序环节、压缩单位案件工作量来实现,而不应单纯压缩诉讼时间;二是降低部分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在坚守"排除合理怀疑"主观标准的同时,降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性要求;对其他案件,应坚守通用的证明标准,但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实际把握可能会有所降低。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道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失误及推动和解动力源的变化,深层原因则是对某些刑事和解理论的误读。重新解释刑事和解的本质及经济赔偿的本意,对刑事和解价值目标进行合理分流,确立公安司法机关之外的有权威的和解主持者,正确认识经济赔偿的差异性并确立赔偿的指导基准,建立补充性的国家代偿机制等将有助于刑事和解走出实践困局。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一事不再理”的法理与立法选择

大陆法中的“一事不再理”与英美法中的“禁止双重危险”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联合国文件确立的“一事不再理”是二者的折衷性表述。修改《刑诉法》进行的利益格局调整中,有必要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作适当保留。为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必要在《刑诉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及判断案件同一性的标准,同时应改革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后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和再审制度。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

全面审查是刑事诉讼法界定二审审判对象的根本原则,其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司法能动主义受到削弱、真实发现主义受到质疑,加之全面审查要求与实践的脱节,与司法其它价值及与司法整体改革方向的冲突,对其改革不可避免。但由于独特的社会境遇及制度背景演进的渐进性,改良而非废除是更合理的选择。

司法改革新语境下公诉证据标准再检讨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开启了公诉证据标准研究的新阶段。在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讨论中,虽然前后论证依据不同,但是其争辩焦点一直是"同一说"与"级差说"的对立。当前的讨论集中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影响,忽视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传统公诉证据标准的冲击。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同一说"的论证新理由也难以成立,"倒级差"的风险则没有引起关注。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趋于混同,其带来的错案风险可通过检法协作,制定类案证据标准予以化解。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

由于审判的贬黜功能 ,审判不应多次重复。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在两大法系中为克服重复追诉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它们在理论基础、不同“事”的时间区分点、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及例外等方面差别甚大。我国目前不具备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条件 ,应在吸收两者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在我国实施一事不再理原则 ,应废除检察院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 ;

论进退之间的民事检察监督权

根据我国实际，民事检察权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应予以改革，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与检察权的关系来看，在抗诉、参与诉讼方面、检察权应是有限的，但应确保其有效，同时，有必要确立检察起诉权。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主导责任论”辨析

刑事诉讼检察机关承担主导责任,是近期刑事检察工作的主线,对检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落实该理念的重心在侦查程序和审判程序。但基于国际比较视野、分权制衡保障刑事司法公正性的需要、检察官与侦查人员职业素养的差异、检警机构分置带来的组织利益诉求的差异,及我国关于检警关系的特殊制度安排:独特的诉讼架构、"信息孤岛"效应,检察官主导侦查程序不具有可行性。量刑建议是否采用确定刑,是当前检察机关能否主导审判程序的关键争议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的论证,都有较强的部门色彩,说服力不足。检察官通过量刑建议或其他路径主导审判程序的主张,均不具有合理性。检察官在刑事程序的不同阶段,作用发挥应更为主动,并作引导者、主导者与监督者等不同定位。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隐蔽性证据规则，是带有定罪色彩的证据规则。其基础是隐蔽性证据对自白具有高度补强能力的常识性认识，低估了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的风险。错案分析表明这种风险具有现实性，并是促生错案的重要因素。虚假补强的直接成因是证据污染，深层因素则是侦查人员对细节的追求及证实性偏差、过分自信等心理因素的干扰。而庭审程序中难以发现虚假补强的直接因素是法庭不能“可视化”地了解侦查过程，深层因素则包括侦查部门不愿暴露侦查过程、自白引发的有罪认知偏见和法官的过分自信。当前克服虚假补强风险面临很大困难。基于当前隐蔽性证据规则可能引发的负效应，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应考虑不同的价值配置，对其进行多元化处理。

论共同被告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

传统共同被告理论仅以程序法为划分依据，理论上没有揭示共同被告的实质性联系，实践中导致对共同被告口供的不正确适用。本文以实体法为依据，兼顾程序法，认为从证据法讲，可将共同被告分为实质的共同被告和形式的共同被告。实质的共同被告包括同案处理和非同案处理的共犯．牵连犯，他们的供述应作为被告口供处理，当前的司法解释将其作为证人证言是不妥当的。但同时应对不得仅以被告口供定案的原则予以松动，允许一定条件下可根据被告口供对整个案件或部分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形式的共同被告供述作为证人证言处理。

看准了病,下错了药的改革举措——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

本文指出了当前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所存在的主要弊端。通过对国外预审程序的比较,探讨了预审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改革庭前审查程序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