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限度与应对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速回归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地缘政治逻辑驱使美国展开对华科技竞争。技术地缘政治视域中,科技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地理条件能够促进部分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大国间科技关系充满竞争。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拜登政府强调国内、双边、区域、国际多层次协调并举,通过资源倾斜重塑美国产业基础、升级单边措施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深化“印太”介入削弱中国产业链地位、拉拢盟友建构技术遏制联盟等方式开展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试图以高端封锁、低端替代瓦解中国崛起动能。在中国周边国家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对华科技联盟缺乏现实基础、中国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受到诸多制约。面对可能出现的外部挑战,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国情打造自强与开放并重的科技发展格局,着眼双边共识领域构建大国良性竞争范式,通过多边协调合作培育包容性全球创新生态。

国会在美国战略收缩中的角色与作用

美国大战略调整呈现出扩张和收缩交替往复的周期性。作为战略调整的一种行为,战略收缩的要旨在于缩减战略支出应对相对衰落的局面、集中资源关注核心领域。战略收缩往往以行政机关为主导,以削减海外驻军、缩减战略承诺、扩充伙伴及承认竞争对手为主要手段,但美国特殊的政治架构让国会得以通过创制法律、财政拨款、条约批准、调查监督及舆论营造等方式介入其中。在尼克松和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美国经历了两轮明显的战略收缩,国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尼克松时期,国会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削减军费等方式力推战略收缩,其间也伴随着行政、立法机关权威的结构性调整。奥巴马—特朗普时期,国会以压缩开支、削减战略承诺等方式促进战略收缩,政治极化之下府会之间龃龉不断,但立法、行政权力结构大致保持平稳运行。通过梳理、对比国会在两轮收缩中的表现,本文将试图阐明国会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进而阐述党派一致性、体系压力与国会作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