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退出——以私募股权基金为例

市场经济目前正处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恢复过程中,而私募基金在经济的恢复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巧妙地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支持着创业创新,精准提高了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投资循环,保持资金流动性,带动市场经济快速复苏。而私募基金的退出是投资人实现收益的重要一环,为基金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还保证了投资过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私募基金的退出包括两方面,一是基金从项目方退出,二是投资人从基金退出,本文仅论述私募股权基金从项目方退出,通过研究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方式及常见问题,提出风险防范措施,从而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推动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

“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实务能力培养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不断深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独特的法律传统、社会风貌、历史积淀及语言文化多样性,给参与其中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涉外法律风险与挑战,对涉外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进一步凸显涉外法治人才的关键作用。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实践尚存在局限和不足,无法完全适应国家深度融入全球化治理的发展要求,也难以满足涉外企业对于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不能很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为此,本文通过分析涉外法治人才的实务能力要求,探讨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推动“一带一路”持续建设提供参考。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金融控股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金融机构所选择的经营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内部关联交易能够带来诸多益处,然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也会给金融控股公司乃至整个金融行业造成极大的风险。但迄今为止,我国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空白,一套专门或统一的法律监管制度亟待建立。

也谈父母赠与子女不动产之权属——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正名

在当今高价房时代,父母出资为子女所购置不动产的归属越来越成为离婚案件中的焦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为解决该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却也受到了学界的激烈批判,这些反对意见虽有合理之处,但对该条在法条衔接以及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大多存在误读,弱化了新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此文特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正名。

工资法律制度的正义性及其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工资与劳动报酬常混而用之,然而两者并不相同,工资法律制度本身更强调于以劳动报酬为研究重点,且在法律之中劳动报酬代替工资也是一种趋势。劳动报酬具有特殊性,其为财产性和人身性兼具的特殊之债,故工资法律制度对劳动报酬之保护也更为特殊和优先,生存权、社会秩序之需要无不证明了工资法律制度对劳动报酬予以特殊保护之正义性。最后,对于工资法律制度正义性更好地实现有赖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重努力。

浅析供电企业在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中证据的处置

触电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与一般的人身损害案件相比,其处理相对复杂,法律适用涉及面较广较细。根据法律规定,触电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也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证据处置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认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事人应当及时有效地收集和保留证据,以备应诉。

供电企业在火灾案件中的应诉策略分析

火灾引发的损害纠纷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人身、财产损害案件,其涉及的案件标的较大,专业知识较细,尤其涉及具体的行政行为对案件的判定影响较大。因引起火灾发生的因素比较多,涉及供电企业的也时有发生,作为供电企业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当及时有效地收集和保留证据,并制定有效的应诉策略。

浅谈合同中的可得利益损失

合同纠纷中的可得利益损失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因法律对其具体范围并未明确界定,进而在司法审判中,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存在不同的差异,且当事人在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方法各式各样,其数额与法院认定差距较大。因此,掌握和处理好可得利益损失纠纷成为司法实践比较困惑的问题,笔者主要针对合同领域可得利益损失的理解与适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把理论的科学技术成果切实转化为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实现研发—转化—产业—再研发的良性循环,为企业自身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有效手段。但科技成果作为一种创新成果与无形资产,其与生俱来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给国有企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行稳致远的总体发展目标带来诸多难题。为此,文章通过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逐一分析,并提供相应的风险防控建议,帮助国有企业科学、规范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有效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新《公司法》下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研究

修订前的《公司法》对董事在履职过程中给公司带来损害的赔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但没有规定董事给第三人造成损失该如何进行赔偿。为满足司法需求,平衡各方利益,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从立法层面做出规定,明确如公司董事在履职过程中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本条款属于新增条款,且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在实际适用时仍存在一些疑难和争议问题,容易给公司造成额外的风险。因此,对公司而言,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仍需结合司法实践,不断完善自身内部规章制度,提升公司董事的尽职履责能力,在降低自身经营风险的同时,促进前述法律制度的有效落实。

新《公司法》背景下对公司监督制度的探析

根据修订前的《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监督权主要集中在监事会上,由监事会独立行使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权。但在公司治理的长期实践中,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不仅没有发挥其设立时所需发挥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公司治理成本。所以学界对监事会也一直存在争议,取消论、完善论讨论激烈。基于各种争议出台的新《公司法》对监督制度做出了大幅修改,该修订对公司在市场化的实践中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司监督制度在新《公司法》修订前存在的问题及新《公司法》关于监督制度修订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出公司在新《公司法》下完善监督制度的三种路径,从而帮助公司进一步强化自身监督管理,促进公司稳中向好的发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中承包单位的法律风险防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实施规范了农民工工资的支付行为,对支付行为中相关单位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工程建设领域中承包单位在支付行为中存在法律风险,本文对承包单位在农民工讨薪中的法律风险防范进行探讨。

国有企业房屋租赁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众多国有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往往更加关注如何投资以实现效益,而对其现有资产的出租运营管理不甚重视,导致了国有企业资产出租,尤其是房屋租赁时呈现出租率不高、出租未完全市场化、租金收取率低等现状。同时房屋出租过程中诸如出租合同不规范、房屋出租收益率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出租效益不高。为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本文特针对国有企业房屋租赁过程中的潜在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合规管理建议,以期帮助国有企业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出租管理并提高出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