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的四个平民女子故事——导演朱石麟的一种心路历程

朱石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分别两次改编两部外国小说,或编或导了《孤城烈女》《洞房花烛夜》和《花姑娘》《新婚第一夜》四部影片,表现了战争中的四个平民女子的命运,构成了与抗战中期银幕上流行的“女英雄”不同的女性角色。而分别于全面抗战前、“孤岛”沦陷前后和南下中国香港后创作的这四部影片,流露出朱石麟对战争中无辜平民的同情、对牺牲的矛盾,也体现了抗战后朱石麟等一代电影人回溯战时记忆、剖白附逆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

“双减”背景下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改革探索

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传统以学生成绩为唯一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符合新的人才培养需求,亟待革新。因此,作为教师同样需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在教学模式上、教学内容上进行革新,紧随双减政策要求,不断增质减负,让学生有个更好的成长空间。作为初中地理教师,从多角度进行知识的提炼,为学生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成长变化,促使整体的课堂教学充满吸引力,为学生带来更为丰富的内容,增强学生的体验,确保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改革的效果得以全面的提高。一定意义而言,对于初中地理课程进行革新,不仅是新课改的要求,同时也是保证高效教学的关键,是显示一个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检验手段。双减政策背景下初中地理教学,要求打破传统只重量,而不重质的教学理念,强调给予学生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通过创设有趣课堂,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真正让整体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数字技术与影视哲学

由数字点阵代替胶片的技术理念正引发影视领域的一场“点阵革命,”给影视生产带来了颠覆性变革,也给传统影视艺术哲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制作便利导致视像泛滥,由此引起影视艺术功能的弱化;制作技术与设备的普及使更多人获得了影像话语权,但并未引发人民美学的真正复兴;传统影视作品在新技术下呈现出互动的可能,审美压抑获得了解放,但作品叙事层次却遭到削弱;新制作条件带来全方位多维度的逼真效果,使艺术与真实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必须扬长避短,通过智能化和创造性劳动,让技术在创新、发展和繁荣当代影视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被技术所困惑、所束缚、所奴役。

对电影“软硬之争”的再认识

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对集中于1933年前后的电影"硬性"与"软性"之争进行再认识,分析"软性论"出现的真实历史背景,揭示"软性论"除以往被强调的意识形态之争背后艺术的、商业的论证立场,及"软硬之争"最终导致的抗战前电影的创作格局变化与艺术水平提升。

中国无声喜剧电影研究

中国喜剧片经历了漫长的无声时期,虽然总体艺术成就不高,但却是其后三四十年代中国喜剧电影的艺术巅峰的基石,本文将尝试分析无声喜剧电影的总体生存状态,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群体的尝试及突破,整体审美旨趣和对有声喜剧电影的影响。

弥合“黑洞”--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广泛存在与历史延续

在对中国电影史连续性的考察中,抗战时期长期存在着一个“黑洞”。随着十四年抗战的正名,抗战电影研究的诉求由以往清算战争问题转变为更客观的史述,这也需要我们将以往对于该时期偏向于地域性板块式的电影研究,整合为具统一性的电影产业与文化思考。在搁置政治争端和民族情感后,如能将以往被排斥于“中国电影”之外的沦陷区电影纳入该时期电影的整体考察,找寻存于历史发展中的产业与影人主体性连接,弥合“黑洞”,中国电影史也将更为完整。

新技术条件下的高校影视专业教育

新技术带来了影视艺术的新发展,也使高校影视专业面临着诸如话语权转变、作品解读方式变化及行业需求多元化等新问题,对此,高等院校影视专业应转变观念,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开展多层次学历教育,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数字技术带来的电影影像观念的变化

数字电影创造了的“虚拟真实”使技术对电影的变革由以往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发展为影像生成方式的变化,从而带来了电影本体论体系的革命性改变,数字技术使梦境、幻想等内容以与客观真实同样的外貌在电影中得到展现,从而模糊了电影奇观与真实的界限,但是跳出传统的以物质索引为基础的真实观念,以视觉感受为基础,重新定义电影真实,我们又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广义的、更加符合数字电影美学理念的“真实”概念。

狂欢的困惑:笑闹喜剧传统在当代

笑闹作为一种专门的电影喜剧形态,有其深厚的民族心理,它在消费时代兴盛,并随着视觉表现方式的丰富而不断高级化。目前的电影中的笑闹呈现杂糅的状态,笑闹即融合了各种类型各种题材,也常常被作为掩盖从剧情到表现手法的漏洞的手法。笑闹喜剧片接受度高,可被作为系列开发,破除"无意义"是我们在当代重新认识"笑闹"并使其成为经典及走向世界的重要问题。

新媒体时代电影趣味的多元化转变

电影是分享的艺术，大多数电影的制作目的归根到底来说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属性决定了它与其它大众传播媒体的共通性。以往我们所认识到的电影的功能，如商业论、艺术论、工具论，都是基于电影可以被分享、希望被分享这一基础的。在数字化为技术核心的新一轮媒体整合中，

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中国电影思考

数字技术在电影制作中运用已经成为电影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事实。而发展尚不成熟的数字技术与电影艺术存在着冲突,并带来了我们从未预想到的问题。我国的数字电影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电影人必须迅速完成观念的变革。本文试图结合广泛的历史背景,阐释技术因素以外的文化、商业等诸多因素,以期为我国的电影创作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从《木兰从军》看张善琨对陈云裳的包装策划

《木兰从军》(1939)前后,陈云裳从"南国小星"一举成长为当时华语电影界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其间"电影大王"张善琨对其的一系列包装策划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可不谓具有创见和远见,从电影的前期宣传策划,到以电影为主体的全方位包装,都显示出其作为成功电影制作者的高明商业手腕。

1937—1948年报刊中的陈云裳

1937至1948年上海、香港等地报刊中关于陈云裳的持续报道,与电影共同造就了乱世中迅速走红的女明星,直至使其成为战时"完美女性"。而陈云裳的隐退和战后形象破产,则部分显示了"沦陷"期间电影人的斗争智慧和战后观众对"附逆"影人的心态。陈云裳报刊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该时期电影公司对女明星公众形象塑造较为成熟的经营策略。

迎合与独特——从滑稽戏《满意勿满意》到喜剧片《满意不满意》

喜剧电影《满意不满意》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创作,实际上映时间为1964年（1）,在上映前后受到了官方、舆论和学界多方好评,这在＂十七年＂喜剧电影中并不多见。该片改编自苏州滑稽剧团优秀剧目《满意勿满意》,后者从1957年开始创作,于1958年首次公演。因此,《满意不满意》一片从最初的创作意图到最终成为电影与全国观众见面,

重读《满意不满意》——兼论“十七年”喜剧电影的艺术特点

《满意不满意》是1963年上映并广受好评的喜剧电影。我们能够发现它在"十七年"喜剧片中散发出的别样风情,体会到深深根植于"十七年"的喜剧片及整体电影创作理念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重读这部影片,有助于我们理解"十七年"喜剧电影的艺术风格。

论三十年代几部喜剧电影中的城市形象

本文以三十年代中期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喜剧电影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展现的城市生活和由此构成的喜剧性情节进行分析,指出影片编导者在对待城市时矛盾的立场,并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中对其做出评价。

不可复制的《乌鸦与麻雀》

《乌鸦与麻雀》是开始拍摄于解放前夕、正式拍摄于解放后并于1950年最终上映的"跨时代"喜剧电影,它以不可复制的创作时机、立场与艺术成就,为中国喜剧电影创作的辉煌时代画上了句点。对该作品的重读也是对解放前后艺术创作环境的一次重新解读。

悲剧内核的喜剧表达——论三、四十年代的底层喜剧片

三、四十年代的底层喜剧片高扬着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出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和积极入世、干预社会的决心。而它又以深厚的艺术情怀、高妙的喜剧手法,造就了一座喜剧电影艺术的丰碑,十分值得我们今天的喜剧电影创作学习与借鉴。

别样的小资电影——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故事片

电影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几乎跟世界是同步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不可能去接触电影这一技术性强的新事物 ,而小资产阶级作为当时社会的补天遗石则更多地投身文化艺术活动 ,他们中一部分人就以其受过传统和西洋双重教育的眼光引进和改造了电影 ,并以此为工具呼吁改良社会制度、关注妇女命运。但由于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这些呼吁在当时也只是软弱的呻吟。20世纪30年代以后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逐步确立 ,在进步文学的带运下 ,电影才逐渐与时代精神融合到了一起。战争将原本懒散、文人气息很浓的小资产阶级分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渗透到民族的每一个阶层 ,小资产阶级镜头下的中国电影也因此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广画面。

从“断裂”到“伤痕”——谢晋“反思三部曲”再辨析

谢晋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三部反思题材作品,对多年左倾造成的民族灾难进行回溯与反思,受到广泛社会关注。1986年,一场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引发了对其创作的巨大争议。30余年后,对这些表现民族灾难的影像作出公正的评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它显示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重新找寻维系民族精神、与自我内心和解、从“断裂”走向“伤痕”的过程,谢晋也因此书写了一部民族灾难的影像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