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脑机接口技术对法秩序的挑战及其理性规制

脑机接口技术在服务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的多元化对整体法秩序的冲击上,并体现为“动摇不法行为的传统归责路径”“冲击隐私与信息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有基于此,需要在方法论维度贯彻法秩序统一原理对法益进行全面保护,在知识论维度通过对法益进行识别寻求法益的预防化保护。具体而言,可依据脑机接口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的不同,将法律规制的方向分为生产、医疗领域与商业应用领域。前者需要明晰生产商的法律义务、确立医务工作者的法律责任,后者则需要加强对脑机接口商业算法的规制以及促进企业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进而对冲与平衡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中国刑法观的预防化发展面向:梳理、反思与证成

中国刑法观的理论建设需要直面“利用何种刑法理论解释中国犯罪现象”“如何化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如何指引司法实践合理处断案件”等问题,因而必须要兼顾学说的理论性、实践性、本土性与科学性。在诸多主要刑法观的理论学说中,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民生刑法观、常识刑法观均难以实现对上述四个目标的兼顾,中国未来刑法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着重发展“预防刑法观”理论。对“预防刑法观”的理论建设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在刑法教义学维度,继续坚持法益侵害说,并对集体法益展开从本体论到功能论的研究;在刑罚学维度,加强对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限制性研究,并在配套措施上缓解刑罚积极预防带来的负面效果;在犯罪学维度,主动引进犯罪学知识论,并在规范刑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两个方面加强方法论研究。

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

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建设正深陷诸如“刑法适用泛化”“刑法工具化”等多重质疑之中,亟需对其核心主张与现实功能进行修正与重塑。在立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以民权刑法为核心,通过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夯实刑事立法的事实基础,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类型思维法、宪法教义学等理论资源,优化刑事立法的质量与品质。在司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发展需罚性理论,以求拓宽轻罪裁判的出罪空间。通过修正之后的积极刑法观理论来检视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该罪立法的增设具有保护公民个人法益的重要价值;(2)该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3)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可以围绕该罪的法益内涵,从正向筛选与反向排除两个视角来展开。

智慧图书馆数据合规模式之完善——以数据分级分类为中心

智慧图书馆的兴起极大地加剧了图书馆数据处理的法律风险。既往的图书馆数据合规工作忽略了不同数据类型的特殊性,无法有效地应对智能时代下的数据风险。为有效保障智慧图书馆与读者的合法权益,可借助数据分级分类的方法对智慧图书馆的合规模式进行完善。首先,在“领域理论”的指导下,可将智慧图书馆的数据分成读者隐私数据、读者个人数据与不具有可识别性的普通数据;其次,在“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数据的法益特点,识别数据生命周期流程中的不同风险;最后,根据数据风险的不同,制定具有因应性的合规方案,如此才能实现读者权益保障与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双向平衡。

妨害安全驾驶罪客观归责的中国实践——基于立法与司法的沟通维度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刑事立法既面临与其他预防刑法在法益设置上的稀薄化危机,又遭遇因结果不法要素虚置、刑罚设置不公带来的正当性拷问,亟需在理论上完善和加强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客观归责的方法与路径。立足客观归责方法论,通过识别该罪的保护法益,充分发挥法益的各项机能,能够有效促进妨害安全驾驶罪客观归责的科学化。通过将该罪法益的价值面理解为“保障公民的出行自由与安全”,将该罪法益的存在面限定至“交通领域中的信赖利益”,能够在司法论维度确立该罪“暴力行为”与“抢控行为”刑法归责的依据,在立法论维度反思该罪驾驶人员规制条款在行为类型与刑罚设置上存在的纰缪。

预防主义视角下档案安全刑法保护的体系建构

新时代档案工作的风险迭生,亟须刑法提供更加科学有力的手段来保障档案安全。立足预防主义视角,采取预防刑法模式可以为档案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档案安全的刑法预防保护既有现实需求,也有实定法依据,还有正当性基础,应当成为未来刑事立法的主要模式。依据档案安全的刑法预防性保护需求,可将档案安全法益划分为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利益、档案的完整性利益与机密国家档案的安全性利益。对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利益的保护,可增设以“行为要素”和“情节要素”为核心的伪造、变造档案罪;对档案完整性利益的保护,可增设以“行为要素”和“结果要素”为核心的故意损毁档案罪。

图书馆未成年人读者信息隐私权保护研究

未成年人读者信息隐私权是该群体在数字环境中所享有的自由阅读、生活安宁不被打扰、私密信息不被发现的权利,但图书馆智慧化服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未成年人读者信息隐私权的保护风险,亟需在理论实践上采取更加规范与实质的方案来加强对图书馆未成年人读者信息隐私权的保护。本文从信息隐私权的概念入手,认为图书馆在保护未成年人读者信息隐私权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需要确立具体的保护规则,建立保护制度,并在风险预防原则、独立保护原则、实效性保护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在《公共图书馆法》中增设义务条款、在内部落实合规责任、在外部优化协同模式等方法实现对未成年人读者更好的保护。

中国式档案安全刑法保护模式的预防化转型与方案

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关涉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存续和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档案安全的法治化保障水平,促进档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档案事业面临的现实课题。就档案安全的刑法保护而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但“将档案分为国家档案与个人档案是否足以保护法益”“对档案安全的刑法保护是否需要另设罪名”“如何防止罪名增设导致的惩罚依赖”等问题仍需理论予以及时回应。

数字时代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保护路径研究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面临着对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保护不足的挑战,亟需在廓清“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与读者个人信息及其衍生数据息息相关,通过明确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的概念,进而以整体性保护原则、独立性保护原则与实体性保护原则为指引,以机能主义合规保护模式与资源调配协同保护模式为参照,建立全方位的保护制度。就前者而言,图书馆可分别建立整体性合规与专项性合规以实现对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的合规保护;就后者而言,图书馆可通过完善信息处理的同意规则、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及开展针对未成年人及家长的信息隐私保护教育来实现对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权的协同保护。

搜索引擎恶意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

数字时代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呈现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但刑法也不应规制所有竞价排名,只能在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恶意竞价排名领域发挥作用。对于恶意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需要以其广告服务与信息检索服务的法律性质为前提,以共犯路径与正犯路径为核心。对于恶意竞价排名的共犯路径,可根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不同,分别以虚假广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来论处。

数字时代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现有法律监管手段规制力度的不足“催生”刑法规制的必要。无论是援引技术中立原则还是“避风港原则”均无法合理证立恶意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数字时代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已异化为网络犯罪的“帮手”。对于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刑法规制,关键前提在于确立其广告服务及信息检索服务的双重属性。核心关键可依据正犯归责的路径,在实定法的基础上以虚假广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中的重罪论处。若存在与搜索引擎企业刑事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形,则宜采取共犯归责的路径,并通过将竞价排名限缩至与人身法益相关的领域以及援引“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理论等来合理限缩竞价排名企业的刑事责任。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性质界定与构造判断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传统认知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合理划定该类罪名的归责范围。对此,可在知识论上适当借鉴日本经济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从法益性质与法益结构方面对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展开功能性研究。据此可以发现,日本经济刑法中的多元法益论实际就是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复合客体说”;我国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不是财产法益,而是集体法益中的“制度依存型法益”;金融诈骗罪保护集体法益的正当性在于其法益的“秩序—财产”型位阶结构;将“秩序法益”置于第一位阶可在一定程度上划分该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界限,将“财产法益”置于第二位阶能够反向识别秩序法益的判断是否正当。

中原经济区框架下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

中原经济区(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CPER)是以郑州大都市区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处国家中心地带,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域。在新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背景下,新的社会问题应运而生。作为回应时代新要求、迎接时代新挑战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范式——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对平安中原建设与打造中原特色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治安现状进行分析,论证在中原经济区框架内实行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需求性和重要性。同时对当前国内的先进警务网格化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接着探讨在中原经济区框架内推行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可行路径,并提出建立统一的社区警务网格化调解模式、带动社区网格内"第三方警务"的发展、完善多元化的网格内社区民警的绩效考核制度和加强对社区警务的资金投入力度等建议。

妨害安全驾驶罪保护法益的教义学反思与重构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益既不是个人法益论中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不是集体法益论中的“公共安全感”,而应当是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将这一法益的内涵概括为“通过保障自生自发秩序以维护驾驶过程中稳定与安全的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该罪司法适用的规范化。通过法益侵害的独立性判断,可以有效地区分该罪的暴力行为与侵害个人法益中的暴力行为;通过法益侵害的实体性判断,可以实质地界定“抢控操纵装置”的行为;通过法益衡量的机能性判断,可以合理地证成驾驶人员擅离职守进行防卫的不法属性;通过法益的同一性判断,可以将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条竞合下的特别关系。

冲动与控制:刍议我国单位犯罪适用的困局与出路

我国1997年《刑法》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类型中的一种,对于打击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在功利主义下的“反教义学化”思潮和刑罚目的失效的共同作用下,单位犯罪的适用出现了扩张的趋势。《刑法》中单位犯罪制度的相关规定难以应对风险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风险,使得企业家所面临的刑事风险不断升高。对此,应当从明确单位犯罪中“单位”的内涵、将企业开展合规的有效性作为判断单位犯罪罪责的标准、引入单位犯罪资格刑等角度入手,重塑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

绿色生态观下的环境警察法治化建设

环境警察制度的设立不仅能够缓解当前环境执法羸弱的困境,也能够对环境犯罪进行有效的打击。但是,我国当下试行的环境警察制度还存在执法无依据、编制无保障、专业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应以我国的《警察法》修改为契机,明确环境警察的职责和内涵;同时需要加强对环境警察的技能培训,使环境警察的建设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法益理论的教义学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有争议,而据刑法教义学的法益理论可寻得解决路径:以多元法益论为基本,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益保护应当有制度和个人两个维度——制度的法益处于第一阶层,其判断要求是否有利于个人的法益的保护;个人的法益属于第二阶层,其判断需要将行为进行类型化,进而合理入罪。

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的类型判断与限制--以电信网络诈骗为切入点

电信诈骗犯罪的肆意泛滥与诈骗罪司法裁判标准的不一,引发了学界关于数额加重犯类型判断的思考,并相继形成了“量刑规则说”与“加重构成说”两种观点。“量刑规则说”立足于德国刑事立法实践,认为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不存在未遂状态的观点并不可取,对“加重构成说”的指责也无法合理证立。对于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的刑事处断而言,“加重构成说”更符合刑事法治的逻辑性,也更有利于解决司法难题。当然,基于谦抑主义的立场,对于诈骗罪加重数额未遂的限制,可通过主客观两个维度展开。在客观维度上,以一般人视角对不法行为是否会对财产法益造成具体危险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在主观维度上,对于混合被害人过错的诈骗罪数额加重犯案件,在量刑上应适当轻缓。

洗钱犯罪中犯罪财富调查司法适用:功效、困境与建构

犯罪财富调查作为智慧警务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侦查理念和办案模式,对基于网络环境的洗钱罪及其上游犯罪的侦查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有助于追逃追赃工作的全面展开、改变经济犯罪中强制措施适用不足的困境、在侦查实践中有效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等。通过犯罪财富调查,可摧毁犯罪团伙的经济基础,削弱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整体效果。但当前的犯罪财富调查在应用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概念属性不明、重人轻物的传统司法理念影响基层民警办案动力、对公民的隐私权可能造成侵害等。基于此,犯罪财富调查建构应从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和基本属性入手,在侦查思维、侦查实务及侦查监督等方面不断完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中国实践及其路径完善

我国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伴随着Web1.0-Web3.0的时代变迁不断发展,但数据犯罪的刑法规范还有待完善。当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形成了“数据安全多重法益论”“数据安全实定法益论”“数据风险规制论”“数据状态安全法益论”等立场。然而,前三种立场存在“模糊了数据保护与信息保护的区别”“无法合理安置数据安全犯罪的立法定位”“无法把握数字经济保护的重点”等问题。可取的做法是继续坚持保护“数据状态安全法益”这一真正的集体法益。在此基础上,在经济犯罪中增设以抽象危险犯与情节犯为核心立法技术的“破坏数据状态安全罪”。通过这种前置性轻罪立法的增设,既能保障对数字经济市场中数据安全的预防性保护,又能避免司法实践将部分法益侵害程度不高的行为认定为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