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百年之后,中国哲学界自身的哲学创造意识日益强烈,提出了建构汉语哲学,为哲学的发展贡献汉语学界之力量的思想任务。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反传统,社会文化相对空虚,20世纪上半期的知识精英有引入哲学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建构中国社会文化,重塑中国人之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文化意图。哲学能否承担起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塑造之责任,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哲学是对一切思想与文化的自由探索,是对文化的深刻反思,而社会文化的塑造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二者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哲学反映文化的底层逻辑,不过并不塑造现实的文化内容。当然,文化需要反思,以增进其合理性。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在现代风雨飘零,中国社会需要文化反思,更需要文化供给。汉语哲学如何协调其哲学观念与中国社会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行于下,是三统所要通的一贯之道。此道百代所同,是一切政制之宪,是最为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因此而构成儒家政治最深刻的宪章。

钱穆论王官学与百家言的政教意蕴

钱穆通过考察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关系,阐发政、学合一的传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立国必立教(文教而非宗教)的意义。钱穆将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用法从战国秦汉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将原指诸子的百家言扩大到所有民间学说,从而在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建构了一种动态的政治政教结构。钱穆考察了经学作为王官学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重建华夏政教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教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作为经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学与经世观念

经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数经变迁,至宋明,理学的兴起使五经之学日益边缘化。清代经学再度兴盛,经学研究成绩突出,但由于各种原因限制了其研究的范围,无法应对时局之变的挑战。在今日,除了历史文献研究与名物制度考证之外,还需要探索经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理解经学超越时代的意义。因此需要寻找经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近以来政治哲学话语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契机。但作为西方学术观念的政治哲学与经学的经世之旨仍然存在方凿圆枘之隙,需要做进一步的疏通工作。从经世的角度来理解经学是今日经学研究所需要的适宜之法。

中国传统书院与现代自由教育

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大学教育也日趋专业化,乃至于职业化,培养出来的是某种"产品"而不是一个人格整全的人,西方的教育学者因而提倡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但自由教育产生的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并不能真正培养中国社会所要求的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学生。中国传统书院以传授儒学为主,与现代自由教育有同有异。本文认为书院所要传授的儒学与现代自由教育品性不合。现代的大学与现代的自由教育相适,儒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处境并不乐观,因而现代书院于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

串补控制保护PLC电源故障导致串补旁路的分析

根据一起串补控制保护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电源模块故障损坏导致串补旁路的事件,分析故障波形、控制保护电源回路设计以及GFOI(ground fiber optic interface)模块,认为故障原因有两点:一是PLC电源的设计方式使得闭锁继电器的动作速度比GFOI保护动作速度慢,在PLC电源故障或掉电情况下不能实现真正的闭锁;二是GFOI模块的硬件存在缺陷,导致电源失电瞬间发出了动作出口的脉冲。现场模拟试验确认该缺陷。硬件升级后旁路问题得到解决。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中国思想史研究路径的省思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总体图景是以现代化为定向,相当程度上放弃中国思想的自我理解,采用西方概念进行诠释,以求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普遍世界历史叙事。这种研究路径的生成源自近代以来的救亡政治策略及其政治话语。历史政治学探求政治话语的历史生成,在历史经验的视野中观察和总结诸种政治要素的结构与变化,可以克服基于现代价值评判而产生的思想史研究缺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式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20世纪理解儒家政治的两种进路--再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

余英时对钱穆为什么不是新儒家的解释实际上掩盖了他与钱穆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钱穆之不同于新儒家的关键点在于他们对政治的思考进路不同。新儒家认为秦汉以来儒家法家化,以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为黑暗专制,钱穆认为这不切于儒家与中国历史实情,是“偏激的虚无主义”。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政治观念接受多于反思,钱穆从历史变迁与成效的角度来考量中国传统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儒家政治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新儒家将政道奠基于特定的政治观念(民主),其政治思维的本质是基于特定政治价值的观念分析,钱穆的政治分析基于价值观念情境化的路径生成,具有更现实的政治学方法论意义。20世纪对儒家政治的理解虽然以价值观念批评为主流,但不能忽略钱穆的历史政治分析。

元作为治统的本原与方法——董仲舒“元”论新解

董仲舒之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教为治人、成就人的根本之道。董仲舒推阴阳以立制度,以天统人,而寓教于其中。从形式上看,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是天,如若问天之所欲为何?其答案是元。元是一切追问的最终答案,因而是最原初的出发点。天地有天地之元,人有人之元,万物亦有其元,元是一切存在的本质,亦即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宿所在。落实到人世,即是要成就人之生、人之性。正是一切礼制与治统有共通的目的,所以董仲舒的《春秋》学能够从容不迫地论述经与权、常与变,所以其所论治统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不一而足。董仲舒对治统之目的与手段的明确区分对于当代贯通治统、重建政教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中国传统经学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经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当作历史之物。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比中西文明,接受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与辉格史学的结果。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明所理解的恒常之道的普世性内容。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克服经学的历史化,将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整合与话语建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道德与morality之关系辨正

现代伦理学的重要主题是探讨道德的语言用法与规范性蕴含,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哲学与中国伦理学中,流行以道德观念为核心来诠释儒家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以汉语词"道德"翻译西文moral或morality存在观念上的龃龉之处。Morality意指一个人的行为的正当性与规范性,若以中文术语译之,更恰当的对应是儒家之谓伦常、义或谓道义。汉语"道德"的意涵比伦常或者义要广泛,道德本于天道而成就于人道。先秦诸子皆称道德,儒家以仁义充实之,故后世以仁义道德连用。仁义道德与morality的一致性在于其为行为规范的内涵与价值,但仁义道德尤指君子已经表现出来的品质、能力及其教化百姓、泽被众生的功德,而morality则强调个体意志的自由、自觉选择所产生的行为规范性,含义相对较窄。以道德对译morality,并反过来用作为译名的"道德"来诠释中国哲学与中国伦理学,可谓是中国传统基于现代处境自我调适所产生的反向格义。

串联补偿装置新旧MOV并联运行分流特性试验研究

串联电容器补偿系统中,当1个或多个金属氧化物变阻器(metal oxide varistor,MOV)爆炸或压力释放后,为保证各MOV单元的伏安特性完全一致,通常会更换整相MOV,这种做法成本很高。为此,对新生产的MOV能否与运行MOV混合使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选取3支旧MOV和1支新MOV进行并联运行分流特性试验,获得了新旧MOV的分流特性。试验结果表明,当并联的MOV数量越多,总体分散度越小;MOV并联分流只与MOV本身伏安特性曲线有关,与其运行时间无关。因此,新旧MOV混合并联使用时,应保证MOV的U4mA值分散度尽可能小。

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从以概念命名事物的角度来说,我们以“哲学”来命名人类所面临普遍性问题所形成的思考,中国先秦或名之为“道术”,或称之为“学”。我们自近代以来在对西方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地赋予“哲学”一词特别的含义。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哲学家更加强调哲学的知识论特征,作为知识论的哲学具有为科学奠基的功能,是一门严格科学。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白虎通义》与谶纬关系新证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都以《白虎通义》一书杂于谶纬而轻视其思想品质,但事实上《白虎通义》引纬不引谶。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有以谶纬为一物者,有分谶纬为二者。经过对《白虎通义》之引纬书的研究,可分辨谶与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同。并且,其所引纬书部分合于《白虎通义》解经之旨,而不同于谶纬本身神话化、迷信化的世界观。《白虎通义》在世界观上合乎五经之义理,又受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包含了一个以数度化为特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体系。

儒家眼中的贾宝玉——兼评冯震翔《论贾宝玉的儒家真面孔》

《红楼梦》研究者多以贾宝玉为作者理想人格的寄托。宝玉自称"蠢物"、"浊物",小说中有对他"痴"状的描写和警幻仙子的警语。有学者以贾宝玉为先秦儒家践行者,此认识既是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错解,也是对儒学的误解。也有著者认为贾宝玉近于晚明心学之"赤子",但实际上晚明心学仍是儒学,而贾宝玉之解"赤子"近乎老庄,并非儒学。

《论语》夷狄之有君章疏论

君的观念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先从疏解《论语》夷狄之有君章入手,澄清历代主要注家理解的歧义之处。考察君在儒学传统中的起源与演变,将其内涵归结为圣王制礼的理想与现实政治秩序治理两个方面,由此而辨明《论语》此章的确切含义。本文认为华夏有君的确切含义是王道的实施,亦即君臣有上下之礼,人民有人伦之义,即是华夏礼仪文明的兴盛,而不是一个君主实际上的统治。因此夷狄虽然有君而无礼,也不如华夏无君而知义。在今天,虽无宗法制度意义上的君,而是现代政制组织形式,若能行礼乐教化,即有圣王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