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而知医:晚清文士习医探究——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例

自宋始,文儒习医蔚然成风,至晚清,此风又炽。赵烈文对医理持辩证态度,对医术也努力探究、灵活试验,《能静居日记》亦多医术记载。文士的加入,对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医籍的校勘与整理意义重大。文士习医,在宋是“右文”“抑巫扬医”政策的推动;于晚清则是文士精神的内转。由儒医这一群体可感知晚清士人在波诡云谲的政局中救世济人之努力与探索。而《能静居日记》中所载之方药,于两百多年后的我们仍有借鉴意义。而日记中所传达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在易革变乱之际,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雅洁”到“雅健”:桐城文风流变与清代文学生态

自方苞倡"雅洁"之风,桐城文士一以贯之,但不可忽略的是其切时因变后的承古开新。研究者对其风格多统以"雅洁"来论,对其内部文风的流变缺少应有的关注。而自清代中期开始,桐城文士以参阳刚、雄健之气来救其弊。方东树、刘开、曾国藩、吴汝纶、张裕钊等皆有努力的尝试。而桐城文由"雅洁"到"雄健"再到"雅健"风格的变化,是对清代文学与学术作出的回应,也是古文一体自身发展的诉求。

桐城派的山水书写与文脉传衍

桐城派因创立者方苞、刘大櫆、姚鼐皆籍桐城而名,而后以文桐城非人桐城而壮大。作为发祥地,桐城山水之自然景观与文章节义之文化景观共同构筑着桐城的人文精神,也滋养着桐城文士的质性与文心。桐城文章与江西、广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桐城之学,既有受业、私淑之人文关联,也有地理同构性的关涉——地形地貌多以丘陵为主。桐城之地理风貌在桐城派山水游记中的呈现,既是援义理哲思、桑梓情怀以入文,也是追叙以建构桐城文统。桐城之地理风貌以及其文士如何书写桐城,是作为地域文学之桐城派的一体两面。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动态地认知桐城派之形成,同时桐城派也是人文地理学独具意义的个案。

桐城派书论研究——以姚鼐、吴德旋、曾国藩为例

桐城派有文论、诗论,亦有书论。关于文派、诗派论述已夥,而书论,则论之者较少。从工真书、行书的姚鼐,到行书极佳、有书论专著存世的吴德旋,再至书论与书艺俱佳、以"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为书学之道的曾国藩等,桐城文士对书学的追尚是一以贯之的。其文论与书论有着内在理路的一致性,"清雕琢""劲洁清拔""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等都追求自然与雕琢、阳刚与阴柔等对立风格的统一。他们书尚六朝、文宗西汉的艺文趣尚,共同促发了中晚清书法、诗歌、骈文、古文等领域的复古之风,组成和影响着晚清的艺文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