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固醇血症的临床诊断现状及相关分子致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植物固醇血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可导致多发性皮肤和肌腱黄色瘤,进一步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早发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早期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遗传学分析推测植物固醇血症的发病率约1/20.7万,其携带的ABCG5/G8纯合或杂合突变均可能造成血浆胆固醇水平增高,并影响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临床表型和预后。深入研究和探索植物固醇血症的分子致病机制以及ABCG5/G8的生理功能及其相关调控因子,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体对于胆固醇稳态的调节机制。提高临床对植物固醇血症的认知度和重视度,建立基于中国人群数据的植物固醇参考区间,并推广气相色谱等方法的血浆植物固醇水平检测,都将有望大幅提高该疾病的检出率和治疗达标率。

α-干扰素对肝纤维化小鼠肝组织中Foxp3^+调节性T细胞的影响

目的探讨α-干扰素(IFN-α)对四氯化碳(CCl4)诱发的肝纤维化小鼠肝组织中的Foxp3+调节性T细胞的影响及其与肝纤维化改善情况的关系。方法利用CCl4建立非病毒诱发的肝纤维化小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将小鼠随机分为阳性对照组、IFN-α治疗组,另设阴性对照组,每组12只。在疗程的第0、3、6、8周对小鼠肝组织做病理学检查,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Foxp3+调节性T细胞的百分率。结果阴性和阳性对照组的肝纤维化情况以及Foxp3+调节性T细胞百分率均无明显改变,且阴性和阳性对照组之间Foxp3+调节性T细胞百分率也无显著差异。IFN-α治疗组小鼠肝纤维化情况有明显改善(第6~8周时最为显著),且该组Foxp3+调节性T细胞百分比在治疗初期呈上升趋势,但其后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在第6~8周最大。结论 IFN-α对Foxp3+调节性T细胞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其下调作用与小鼠肝纤维化的改善密切相关,且在第6~8周最为显著。

关注免疫炎症及其标志物在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病中的作用

免疫是机体抵抗外敌感染和入侵的自我保护行为,适当的免疫反应能清除病原体,有利于机体,但免疫反应过度则对机体产生伤害,炎症反应就是剧烈的免疫反应的结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arteriosclerosis,As）的关系已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证实,炎症就是免疫的过程,免疫细胞中单核/巨噬细胞、肥大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广泛参与As过程。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遗传因素筛查的研究进展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是常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代谢病,发病率约为杂合FH为1/(137~350),纯合FH为1/(16万~30万),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该人群至关重要,但全球超过190个国家的FH检出率甚至不足1%。现在临床上常用的FH诊断标准主要依赖胆固醇水平检查和患者的健康调查信息,在不进行基因检查的情况下确诊率十分有限,所以基因检测被认为是FH诊断的金标准,阳性结果可以直接确诊。国际上常用的FH基因筛查策略包括无差别普查(UniS)、瀑布式筛查(CasS)、反瀑布式筛查(RCS)、目标人群筛查(TarS)以及电子病例库筛选(eHRI)。我国目前尚没有任何国家层面的FH流行病学调查,也没有官方的适应国情和人群的筛查方案和诊断或治疗指南出台,使得我国在这方面严重落后于国际水平。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得出合适的基因检测方法和筛查方案来切实提高我国FH的检出率,再结合临床确保检出患者得到适合的治疗,最大程度的使众多FH患者获益。

2018年JACC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基因检测专家共识解读

国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基金会( FH Foundation)召集心脏病学、脂质学、基因流行病学、内分泌学、分子病理学、护理学、遗传咨询、基因检测及患者代表等组成国际专家组,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FH)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总结与评价达成共识,并于2018 年8 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Journal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JACC)[1]。此项研究整合多角度、多学科的意见,对FH 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做出科学、详实的调研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填补了FH 基因检测临床应用的空白,对于FH 的诊断、筛查、尽早治疗、风险分级等意义重大。

沈阳地区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分布及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沈阳地区不同年龄组妇女宫颈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分布及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方法对7311例18～85岁女性进行 HPV 和超薄液基细胞学检查技术（TCT）检测，并对部分患者进行了电子阴道镜下病理活检，以病理诊断为宫颈病变诊断的金标准。对实验数据应用 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0岁年龄组感染率显著高于30～＜40岁组、40～＜50岁组和≥50岁组（P ＜0．05）。沈阳地区最常见高危型 HPV 亚型为：16、52、58、53、33、31和18；低危型HPV 亚型为81、11和6；前4种高危亚型占高危型总数的67．3％。这4种亚型中，≥40岁组感染率与小于40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29，P ＝0．00）。排前2位的低危亚型感染占低危总数的74．8％。在宫颈病变中，子宫颈浸润癌（ICC）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与宫颈炎症组、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Ⅰ～Ⅲ组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40～＜50岁年龄段是宫颈病变好发年龄，占37．1％，比其他年龄段患病率高（P ＜0．01）。HPV16感染率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加重而增加。结论 HPV DNA 分型检测是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必要手段，是对细胞学漏诊的有效补充，是对 CIN 患者的治疗及术后随诊不可或缺的检查。

2种方法学检测对女性宫颈病变诊断的临床价值

目的研究沈阳地区女性宫颈感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状况及年龄分布情况,以及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的相关性。方法该院491例18-75岁女性行第2代基因杂交捕获技术（hc2HPV DNA）和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TCT）2种方法的联合检测,并对有必要进行电子阴道镜检查的患者进行病理活检,且以病理诊断为宫颈病变诊断的金标准。结果 491例女性hrHPV DNA检测阳性率为48.9%,TCT阳性率为61.9%,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TCT异常女性中,浸润性宫颈癌（ICC）组中位年龄（55.6岁）与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低度鳞状上皮细胞内瘤变（LSIL）、高度鳞状上皮细胞内瘤变（HSIL）组中位年龄（43.0、38.6、44.2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该地区ICC的高发年龄为（55.6±12.3）岁。宫颈病变中,〉39-49岁组（33.6%）与≤29岁组（13.8%）、〉49岁组（25.6%）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29-39组（27.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活检病理异常者有70.1%感染hrHPV,其中慢性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Ⅰ、CINⅡ、CINⅢ、ICC患者的hrHPV感染率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增加,分别为53.0%、77.8%、90.0%、97.6%、100.0%;hrHPV DNA病毒相对荧光值检测（RLU/CO）中位数分别为1.89、10.01、23.81、77.93、216.76,其中CINⅡ、CINⅢ、ICC组的hrHPV病毒相对荧光值与慢性炎性组的病毒相对荧光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CINⅠ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c2HPV DNA与TCT检测并结合宫颈病理学是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必要手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孕激素和维生素D对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

目的探讨孕激素对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观察不同水平维生素D以及孕激素对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细胞系T-47D细胞增殖的共同作用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方法将培养的T-47D细胞分为单纯高、低浓度孕激素处理组,观察孕激素对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设单纯高、低浓度维生素D处理组,观察维生素D对T-47D细胞增殖的影响;设高、低浓度孕激素与高、低浓度维生素D处理组,采用两因素两水平平行析因实验设计,观察不同水平维生素D及孕激素对T-47D细胞增殖的共同作用,对照组为正常培养乳腺癌细胞。采用MTT法检测各组吸光度,观察细胞生长凋亡情况。结果高、低浓度孕激素处理组细胞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低浓度孕激素处理组细胞浓度显著高于高浓度孕激素处理组(P<0.05);双低组(低浓度维生素D、低浓度孕激素处理组)细胞浓度显著低于其他3个双因素处理组及对照组(P<0.05)。结论孕激素对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细胞增殖有促进作用。维生素D和孕激素存在相互作用,且这种相互作用根据二者的浓度不同而有所变化,提示孕激素对乳腺癌细胞的双向作用可能与孕激素和(或)其他因素的浓度有关,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不同方法学及实验室间精子密度检测结果比较

目的：分析清华同方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CASA ）系统与血细胞计数板法精子密度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以及不同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方法选择2013年4～7月于本院接受精子密度检测的男性受试者100例，由本院检验科进行CASA 和血细胞计数板法精子密度检测，同时由沈阳市生殖医学中心精液检测中心进行CASA精子密度检测，分析不同方法及不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结果血细胞计数板法、CASA（本院检验科）、CA-SA （沈阳市生殖医学中心精液检测中心）精子密度检测结果分别为（101．52±75．56）、（104．45±73．57）、（101．60±73．71）·10^9/L ，不同方法及不同实验室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方法检测结果相关系数为0．944。结论 CASA检测精子密度具有较好的结果准确性和一致性，适用于精子密度检测。

miR-21慢病毒表达载体的构建及稳定转染U266细胞系

目的:构建miR-21慢病毒表达载体,感染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U266,建立稳定表达miR-21的U266细胞系。方法:以has-miR-21前体序列pre-miR-21为模板,设计并合成引物,进行PCR扩增目的基因,并连接到慢病毒表达质粒LV-anti中。对重组质粒进行双酶切鉴定后,所构建载体命名为LV-anti-miR-21-MOI。再进行miR-21基因慢病毒LV-anti-miR-21的包装及病毒滴度测定,将慢病毒颗粒以最适滴度感染MM细胞株U266,通过Aldefluor流式分选出带有目的基因和空载病毒的细胞,用real-time PCR检测感染效率。结果:目的基因与慢病毒载体连接成功。慢病毒LV-anti-miR-21浓缩后的病毒滴度约为1.0×108TU/ml。慢病毒成功感染目标细胞U266,转染效率达90%以上。real-time PCR检测,U266/LV-anti-miR-21慢病毒MOI 20组和MOI 40组miR-21表达量分别为0.69±0.03和0.51±0.05较U266/un组(1.08±0.05)下降了38.9%和54.9%,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成功构建了miR-21慢病毒表达载体,并建立U266-miR-21稳定转染细胞系。为进一步研究miR-21的功能及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

自主设计试剂瓶插管改善血清CO2检测质量的研究

目的探讨血清二氧化碳(CO2)配套试剂盒在插入本实验室自主设计的试剂瓶插管后,检测血清CO2结果质量的改善情况。方法以罗氏配套CO2检测试剂盒作为原厂瓶,插入试剂瓶插管的原厂瓶作为改良瓶,在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同一检测模块的同一试剂仓中,分别运转0 h及4 h,检测质控品及40例患者新鲜血清CO2浓度,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在分析仪运转过程中改良瓶对检测血清CO2结果质量的改善情况。结果原厂瓶0 h与改良瓶0 h,原厂瓶0 h与改良瓶4 h以及改良瓶0 h与改良瓶4 h检测患者血清CO2浓度误差均<1/2TEa标准,临床可以接受;原厂瓶0 h与原厂瓶4 h检测患者血清CO2浓度误差>1/2TEa标准,临床不可接受。结论罗氏配套CO2检测试剂盒在其配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运转中,空气中的CO2进入检测试剂,导致血清CO2检测结果偏高,出现临床不可接受的系统误差,而在配套试剂瓶中插入本实验室自主设计的试剂瓶插管后可降低由此引发的系统误差,使CO2的检测结果符合临床要求。

2021年《儿童和青少年杂合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风险评估和临床管理专家共识》解读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是严重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由于基因突变导致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异常升高,皮肤多部位黄色瘤和早发动脉粥样硬化(AS)。临床将FH分为纯合FH(HoFH)和杂合FH(HeFH)两种类型,HoFH较罕见且严重,而HeFH较为常见,早期诊断、治疗有利于患者预后改善长期的生活质量。近年来国际上已出台多个成人FH管理指南,但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指南报道较少。近期塞尔维亚预防儿科协会和国际脂质专家小组联合发表了《儿童和青少年杂合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风险评估和临床管理专家共识》,并提出儿童HeFH心血管风险评估和临床管理的综合办法。文章对该共识进行详细解读,以期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HeFH心血管风险评估和临床管理提供参考。

2019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引言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FH)是严重的显性遗传代谢性疾病,以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esterol,LDL-C)水平大幅增高、皮肤/肌腱多部位黄色瘤及早发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为特征[1-2]。现世界范围内FH普遍检出率和治疗达标率仍非常低,有些患者在出现ASCVD等严重并发症时才得到确诊,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时机[3]。近年来,FH导致ASCVD的风险增加已经受到关注,但FH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尚不明确。FH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有助于临床确定具有较高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个体,优先或提早尝试新型疗法.

依据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构建的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体系在B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监测中的应用

目的 依据B淋巴细胞白血病存在的特异免疫球蛋白（Ig）轻、重链基因重排构建白血病细胞的特异定量检测方法,并将其用于B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监测.方法 利用欧洲BIOMED-2体系和方法分析15例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Ig轻、重链基因的重排序列,并据此为患者分别设计白血病细胞特异性引物,建立个体化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体系,用于监测患者治疗后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结果 15例患者中,14例检测出个体及白血病细胞特异的Ig轻、重链基因重排序列,其中10例患者构建的Ig-qPCR反应体系具有高度特异性,检测敏感度达到10-5水平,符合国际标准,满足临床需要.该方法与其他临床常用检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方法结果相似.结论 依据Ig基因重排设计的白血病负荷检测方法对大多数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敏感、特异、准确,能为治疗的选择提供可靠依据.

多发性骨髓瘤中miR-21与SPRY2基因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检测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外周血miR-21的表达水平,研究MM中miR-21与SPRY2基因表达的相关性。方法选择30例MM患者、15例意义未明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患者及20例正常对照(NC)的门诊患者,用实时荧光PCR定量检测miR-21和SPRY2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miR-21和SPRY2在MM细胞系中表达;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U266用脂质体转染荧光标记的miR-21mimic/inhibitor后miR-21的表达。结果 MM组血清循环miR-21的表达水平较MGUS组和NC组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miR-21内源性高表达的MM细胞株中,SPRY2明显低表达;反之,明显高表达;荧光标记的miR-21 mimic/inhibitor,转染效率90%以上,转染mimics细胞miR-21表达量(98.6±14.2)较未处理的U266细胞miR-21表达量(0.82±0.13)升高了120.2倍(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01),转染inhibitor细胞miR-21表达量(0.37±0.06)较未处理细胞降低了61.9%(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iR-21可能是导致SPRY2在MM中表达下调的一个负性调控因子。miR-21与MM的发生发展和疾病预后有密切关系,可作为判断MM患者预后不良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