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定位与完善路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理论基础二元性和法律目的一元性。当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目的一致但理论基础有别,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类型。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路径而言,强化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制度整合是核心趋向,把握政府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多元角色则是关键抓手。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步建立。如何处理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事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发挥。两项制度衔接的前提在于适用范围的高度契合,即救济环境公益损害。起诉主体的顺位是两项制度衔接的关键,现阶段较为合理的做法是不予设置起诉顺位,具备法定原告资格的主体均可提起诉讼。法律规范的整合是两项制度衔接的方向,至少包括整合责任性规范、协商性规范、参与性规范、评估性规范和配套性规范五个具体方面。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境邻避冲突化解路径

环境邻避冲突的实质在于环境保护领域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运用与行使,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和平合理化解。城市规划作为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决策的法律形式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应以提升规划决策理性为目标,通过塑造专家、大众与政府的法律形象以增进各主体间的信任与理解,最终达成最优城市规划方案,因而成为化解环境邻避冲突的制度路径。

共同商定条件的国际法演进述评

为应对"生物剽窃"现象,强化遗传资源利用领域管制,《生物多样性公约》首创"共同商定条件",作为各国构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框架的基石。其后历经《波恩准则》和《名古屋议定书》的发展,"共同商定条件"在国际法层面的演进路径已趋明晰。概括而言,共同商定条件要求获取申请者必须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有关主体在法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并就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分享惠益的条件达成一致。

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放宽了环境公益诉讼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将其规定真正实施,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未作为一种诉讼类型,提起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仍未明确,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具体规则,民间环保组织可能会无意愿或者无能力提起公益诉讼,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可能会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而且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也缺乏必要的衔接。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类型,清晰界定并逐步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提升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力,稳步推进环境审判体制改革,制定和健全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配套与衔接。

环境侵权视角下耕地镉污染治理责任研究

以环境侵权理论为视角,针对耕地镉污染治理责任研究不足,在分析污染成因基础上,区别工矿与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农业生产主体、农资生产商三类侵权主体;通过类型化方法,以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双重维度将侵权主体责任划分为四种情况,即惩罚性赔偿、一般性赔偿、惩罚性补偿、一般性补偿。为处理环境侵权理论争议提供参考,有利于落实"污染者治理"的环境保护原则。

构建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的思考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实现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地、钱”。青藏高原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仍在“人、钱、地”关系上面临挑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空间与生态空间交叉重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不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法国、美国、日本等国有典型的经验和做法可资借鉴。未来亟待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突出市场主体地位创新保护与发展协同模式、拓展社会多方参与强化体制机制保障等途径,促进实现青藏高原保护地治理的转型升级。

行业协会在农产品法律保护中的作用

当前,农产品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对特色农产品的法律保护作用,就需要克服自身缺陷,加强协会规范化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履行服务职能、做好会员代言人,真正成为服务农户和企业、树立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的重要力量。

关于主体功能区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思考

环境治理体系具有立体化、异质性特征,需要考虑各地差异因地制宜地推动。因此在主体功能区视角下,考察环境治理体系的落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评估了《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相关举措落实情况,并对标《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目标要求,研究发现在主体功能区落实环境治理体系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此,建议在全面客观评估相关环境政策实施的基础上,由国家有关部门推动制定“主体功能区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的意见”及相关一揽子计划,同时引导和鼓励各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体现特色的主体功能区环境治理制度,不断产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或模式。

我国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关系居民生活环境改善与美丽中国建设。近20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和实践探索,但管理成效仍不理想,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仍较低,垃圾减量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首先,以厦门市为例,对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做法及典型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现阶段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强垃圾分类顶层设计,推行因地制宜的分类模式;建立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协调管理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强化居民、企业等相关主体责任;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推进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从制度化向精细化、规范化、法制化迈进等,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模式。

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的研究思考

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修订力度之大,值得充分肯定。同时,草案还存在不少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加强立法统筹、立改废释并举要求,剖析了当前我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及其立法修法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明确固废污染防治立法原则、强化政府统筹管理、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区域统筹、完善跨区域转移监管机制、统筹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草案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固废管理决策和草案修改提供参考。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应当运用好信息工具

中国是世界上垃圾产生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培育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公民、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利益相关主体,涵盖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诸多环节,需要综合运用各类环境治理工具加以统筹推进。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核心目标。除了发挥行政工具、市场工具等经典治理工具的重要作用之外,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还应当用好信息工具,释放其应有功能。

完善法治保障 助力绿色发展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建立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崭新发展模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绿色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2018年3月11日,新的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建设的问题与路径——基于治理的视角

国家公园是多要素、多功能和多维度的综合体,很难沿袭传统的行政管控模式,需要探索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合理高效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是提升治理成效的重要桥梁。我国在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权责界定模糊、部门化管理路径依赖、决策与咨询之间信息上通下达不够通畅、决策咨询程序规范和制度约束不足等原因,国家公园决策机制与成效仍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借鉴了美国和法国在政府集权管理和多元共治等不同治理体系下的国家公园决策咨询机制运行经验,分析了我国确立国家公园决策咨询机构权责边界的关键要素。根据潜在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潜在社会影响程度和决策实施的现实约束,文章提出了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等26项决策内容需赋予科学团体深度支撑决策甚至“一票否决”的权利,而中央与地方权责边界确立等19项决策内容需启动多方论证机制。文章还就决策咨询的学科统筹、联动协调、制度规范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环境法利益衡平的基本原则初探

作为获取、限制、剥夺利益的规范方式,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以衡平利益冲突为核心任务。环境法的利益衡平应遵循一体化、损失最小化、紧缺优位和协商四项基本原则。一体化原则认为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为正当利益,提倡二者由竞争走向竞合,实现统筹、兼顾和双赢。损失最小化原则包涵最小侵害和最大补偿。前者要求利益侵害必要且不可替代,后者要求利益获得必须支付对价。紧缺优位原则关注时空的阶段性和位序性。前者强调当冲突不可调和时经济利益应让位于环境利益,后者强调生存利益居于永久优先位置。协商原则主张通过有效的正当程序建构,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促成环境法上利益的共享普惠。

新《环境保护法》下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新《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但在司法实践具体实施法律规定时还会遇到符合条件并有能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组织可能很少、本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主要类别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开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不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缺乏、司法体制改革滞后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缺乏必要衔接的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转变观念和消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种种担心和惧怕心理、制定诉讼程序规则、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政府支持增强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通过加速司法改革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审判体制。

加快统筹立法和立法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一、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的成就与挑战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算起,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已走过了近40年历程,其迅猛的发展速度以及展现出的生机活力,令世人瞩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了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约30部法律,涵盖综合类、污染防治类、资源和生态类立法,形成了涉及宪法和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

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思考

我国已形成类型多样、功能较齐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保护地基本上实行的是"抢救式保护"策略,注重保护地数量和面积的扩张,忽视管理质量和能力的提升。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已跟不上新时代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出了迫切需求。本研究在分析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面临的缺乏顶层设计、法律体系不健全、多方参与不足、资金短缺、土地权属不清、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管理能力薄弱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立法安排,完善保护地产权制度,建立保护地治理体系,实现多元共治,拓展保护地空间治理范围,促进保护地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建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建议。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把握“三化”之间的关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区别于以前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原则条款成为该法的关注重点。法律原则凝聚着法律的基本理念、根本价值与核心目标,是建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的基础和出发点,关乎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和治理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方案,2015年起,我国陆续在10个试点区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文章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试点区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保护地整合、国家公园立法、日常管理制度、集体土地的用途管制和社区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由于试点承担着综合配套改革重任,同时受现行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人才和科技支撑能力等制约,各试点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跨行政区管理机制、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特许经营和协议保护制度等方面体制试点进展滞后。未来国家公园体制构建,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试点方案中未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破解各方面制约;另一方面,为了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需启动相关配套改革,包括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和制度创新,开展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立法,构建国家公园全民共建共享、多元共治、品牌增值和科学决策机制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