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告法》第38条中的“消费者”——以法解释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广告法》38条中的"消费者"概念能否容纳"工商业客户"等非生活消费主体,司法实务中评价不一。借助法解释学理论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概念文义范围大致等同于"顾客"或"交易相对方"。外部体系解释的方法在《广告法》自身体系化程度不足的情形下难有用武之地,仅仅基于立法材料而对立法原意的推测难以负担一个确定的结论。现行法规定不明并不意味着法院裁量的随意化,强化解释适用中的说理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必要支撑。

域名纠纷中的恶意认定研究——以不确定概念理论为分析工具

现阶段司法实践对"恶意"的认定呈现出浓厚的客观化色彩,而其合理性有待通过对不确定概念的解读加以检验。《域名纠纷司法解释》中"恶意"之引入,意在通过提高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要求来实现损害填补与保护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之间的平衡,这便要求法院在进行恶意认定时更多地着力于探求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将更多的行为人特质纳入考量范围,从而与客观化的过失乃至重大过失的认定方式相区别。

域名纠纷中恶意概念的体系化解读

司法实践对域名纠纷中的恶意认定存在困难。在民法理论体系下进行概念推演得出恶意概念的多层次性,继而在域名纠纷语境中将恶意概念具体化为:带有不良目的的故意,接着引入刑法的主观要素构成理论以最终得到一个可以为法官进行恶意判断提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模式之选择与构建

世界范围内存在民事公诉、团体诉讼、集团诉讼三种制度可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选择。建立由民事公诉制度和团体诉讼制度组成的二元诉讼模式最符合我国国情。

司法审判中域名纠纷案件的恶意认定研究

恶意作为域名纠纷案件中域名注册、使用行为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要件之一,其如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共识与分歧。已形成的共识有两点:一为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全面延伸至网络空间,恶意要件在驰名商标领域事实上被架空;二为如果域名注册、使用人存在向涉案商业标识权利人牟利的意图,则法院倾向于直接认定恶意成立。尚存在的分歧有两点:一为对域名注册、使用人对涉案商业标识的"不知"是否能构成恶意成立的有效抗辩;二为恶意是法院根据域名注册、使用人的具体行为来探求其主观意图得出,还是法院根据客观的损害结果直接推定。

杨树浦路61号保护改造工程

杨树浦路61号(永兴仓库)建成于1932年。其地处虹口北外滩,是近代黄浦江两岸大型仓库的典型范例,为虹口区文物保护点。建筑总面积约37360 m^(2),由副楼及主楼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楼为6层,采用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副楼为7层,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本期工程范围包括外立面整饬、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及8吨货梯的保护修缮、室内空间品质提升等。

互联网不当阻碍竞争行为认定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互联网不当阻碍竞争纠纷频繁发生。由于缺乏清晰的认定模式,法院认定阻碍行为是否正当的过程与结果均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既有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尚未提出有效解决方案,有必要梳理并提炼物理环境下不当阻碍行为的认定经验,从中提取不当阻碍行为的认定模式,分析互联网技术给该认定模式带来的挑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合界定互联网不当阻碍行为的双层认定模式。其第一层次的认定模式是构造以经营者的技术控制力为基础的排他性空间,侵入此空间的竞争行为原则上构成不当阻碍。该排他性空间不能随技术能力的提升而无限扩张。当阻碍竞争行为不涉及排他性空间时,转向第二层次的认定模式,即在先经营者“生存利益”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利益衡量。为克服异质利益平衡难题,可以以物理环境中类似情形下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利益格局为参考系。此双层认定模式能够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和一般条款的解释论框架下获得规范支持。

汽车召回制度确立动因研究

分析刺激汽车召回制度被迅速确立的内外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是其所欲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调整并由此产生了对新制度的急迫需求;外部因素是入世后国内汽车企业参与国际汽车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和国外汽车企业以大陆地区制度缺失为理由进行内外有别的召回政策伤害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我国误导性司法认定标准的构建

为保护消费者知情决策,市场规制法必须规制误导性。司法实践中,误导性认定存在混乱。考虑我国制度背景及市场发展现状,规制误导性当依据商业宣传内容的不同而做区别对待。当商业宣传为事实陈述时,以真伪模式分析误导性的有无;当商业宣传为意见表达时,则使用认识模式。在真伪模式下,误导性的有无与宣传内容的真伪大致对应。认识模式下的误导性认定制度构建可借鉴德国经验:首先考虑消费者基于商业宣传而产生的期待,再判断该期待是否包含"事实内核",最后考察真实情况与"事实内核"的一致性。此过程涉及法官价值判断,经营者市场地位、商业宣传所指向商品或服务的属性、市场习惯等要素当被纳入考量范围。

诋毁商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

实践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诋毁商誉行为的规制存在显著分歧。保护权利与保护竞争的不同思路上是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历了规制目标从“保护竞争者”到“保护竞争”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诋毁商誉规制制度,以区别对待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我国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着极为相近的保护目标,具备借鉴德国诋毁商誉制度的价值基础。考虑到我国处于转型时期,认知能力与信息能力皆为弱势的农村或老年消费者数量庞大,因此不应将“泛泛的诋毁”排除在规制范围之外。

广告主民事责任条款适用研究

广告主民事责任条款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导致适用混乱。法院将不同理论引入该条款,使其在类似的案件中产生相异的规范效果。虚假广告问题与传统民事责任制度所处理的典型纠纷在整体形象上存在差异,前者已然处于后者调整领域的边缘。体系化视野下,当能够证明广告对受众的商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时,由传统民事责任制度规范虚假广告;当这一重大影响难以被证明时,则广告主民事责任条款具有作为"一般条款"的适用余地。

经济法课程教学难点与案例教学应用探讨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而经济法缺乏充分的理论与制度积累,从而导致经济法学缺乏能够回应现实问题的稳定的教义体系,给经济法本科教学带来困难。案例教学法能够促使学生接触到经济法学最前沿的实践活动,引入比较法案例能够克服我国本土案例教学素材缺乏的不利因素,是解决经济法本科课堂教学难题的有效方案。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视野下的消费者保护研究——以消费者诉权为线索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修订过程中遭遇是否要进行消费者保护、以及如何进行消费者保护的难题。在以个体权利为中心构建的既有民事制度框架下,消费者受到的保护并不充分。借鉴德国法学界就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消费者保护路径形成的理论与方法,为避免对既有制度造成破坏,同时也避免向经营者施加过重的经济负担,应当赋予消费者协会团体诉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也必须首先以完善市场竞争秩序为目标,从"抽象"和"整体"的视角来对消费者保护进行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