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数字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国内分工深化——兼论产业链外部风险

数字经济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和“低效率”的传统属性,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需主导型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国内生产链长视角考察数字投入对服务业国内分工深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投入一方面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加国内生产链长,促进国内分工深化;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推进高收入国家的国内分工深化。本土市场规模会产生逆向牵引和虹吸效应,从而强化数字投入的分工深化作用。这一结论在更靠近需求端的下游行业和门槛效应分析中得到了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作用更明显;数字产品投入和国外投入对国内分工深化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强化分工深化效应。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投入会通过降低生产过程外部风险提升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蓄水池”和“压舱石”的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打造内需主导型服务业价值链,实现服务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区域贸易协定、价值链网络结构与制造业价值链关联

当前国际分工出现逆全球化、服务化与交叉化等新趋势,赋予了区域贸易协定(RTA)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的新机制。本文基于国际分工的新特点,首次从“中心-外围”价值链网络结构视角探讨了RTA对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RTA以及条款深化通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联动,促进价值链分工交叉化,显著深化制造业价值链关联。更重要的是,RTA通过价值链分工交叉化,影响了位于不同网络结构位置的国家间国际分工模式的演进。且该效果存在梯度差异,RTA能够打破原有中心国家的路径依赖和长期占据国际分工高位的藩篱,通过增强外围国家的后发优势,为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更多机遇。拓展性分析表明,“中心-外围型”RTA、多边协定和区域内协定有更强的促进效应;此外,RTA效应的有效发挥依赖于政府和履约方效率等缔约环境,RTA结构的“轴辐效应”则会限制其效果;在经济下行时期,RTA能发挥贸易稳定器的作用,更大程度地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维护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本文为理解RTA如何影响双边价值链关系和国际分工网络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化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服务业价值链复杂程度

价值链复杂程度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维度,跨境次数是价值链复杂程度的重要考量。本文首次从跨境次数视角考察了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价值链复杂程度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存在双重效应,它不仅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增加跨境次数,同时也会通过去中介化效应减少跨境次数,其中,去中介化效应主导了数字化投入作用于跨境次数的最终效果,进而促进了服务业价值链结构的简化,提升了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强化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的缩减作用;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则会在整体上抑制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复杂价值链的简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品投入是促进跨境次数增加的主要动因,而数字服务投入和国内数字投入则是整合生产环节的重要力量。中国应抓住服务业数字化的契机,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实现服务业的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