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涵义与测度方法

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两个词合成的复合词,它是事实性概念,其涵义既包括共同和富裕,也包含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构建测度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富裕的测度方法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明确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遵循科学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确定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的赋值方法。共同富裕是指有合理差距的全民共同富裕,其外延会随着劳动实践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共同富裕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共同富裕测度方法,有助于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活动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估,从而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增强工作”

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类除通过分工解决这一矛盾以外,通过发明各种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这种“特殊劳动力”也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智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智力的不足,扩大了劳动范围,提高了劳动效率。人工智能促使人类社会由信息社会转向智能社会,人工智能逐渐融入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伴侣”。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各有优劣,把两者有机地整合起来,增强工作,才能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劳动目的。为了增强工作,应当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保证人机交互安全,二是促进人机共存演化,三是增进人机相互理解。人机交互安全是增强工作的基础,人机共存演化和人机相互理解是增强工作的手段。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就业形态变化

人工智能正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具备无监督学习能力和一定程度的通用性,并在脑机接口、自动驾驶、生物医疗和科学研究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具有交叉关系,人工智能在许多需要程序性、重复性工作的行业中会对劳动力形成深度替代,但难以替代具备程序性认知技能、非程序性认知技能以及非程序性非认知技能的劳动力。人机合作可以形成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互补,具有广泛的就业前景。当前基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平台,出现了大量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化、就业无界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显著特征,它与由雇主组织生产、有较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的传统就业形态有较大的区别。人工智能为人类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也给包括就业在内的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需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就业形态变化带来的挑战。

科学、经验、历史与大科学

虽然科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物质文明和商业繁荣,科学几乎成了真理或正确的代名词,但是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也是有边界的,僭越科学的边界带来了许多问题甚至于灾难。明确科学的内涵,认识科学的特点,把握科学的边界,厘清科学与经验、历史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科学的优势与局限性,理性使用科学,发展和创新科学。世界是复杂的,认识世界仅依靠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也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认识世界既需要科学,也需要经验和历史,科学、经验和历史都各有其存在的价值,都能够为人类理解世界,把握各种现象的特征或发生、发展的规律提供不同层次或不同视角的启示作用。科学与经验、历史之间具有交叉关系。把科学与经验、历史有机地整合,可以弥补科学的局限性,做到扬长补短,推陈出新。科学与经验、历史有机地整合可以形成科学的新形态——大科学。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大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人工智能时代,大科学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科学整合分立知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扩展市场范围、深化分工、增加分立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但分立知识难以整合而且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有效地整合分立知识,消除不确定性,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分立知识的整合,一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二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可分为合约性手段和非合约性手段,合约性手段包括市场合约和等级制合约,非合约性手段包括政府权力和亲密关系等。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制度、道德和信息技术。提高整合分立知识的效率,消除不确定性,促进经济发展,一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手段的效率,二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基础性因素的效率,三要科学地组合使用各种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共同富裕:来自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和主要标识,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从“富裕”“共同”以及“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11—2019年270个城市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且激发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北方地区城市、低行政级别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更大。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为新征程科学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近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工资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政策制定者们担心涨工资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使大量的FDI转向其他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本文运用1980-200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增长会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当前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有利于而不是降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影响在短期内很显著,长期则保持在均衡的水平。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我们认为,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强国内消费需求,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并深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

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开发、配置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

西方的企业理论包含许多分支理论,但总括起来不外乎解决企业家在其能力既定的前提下的生产性努力问题,而且每种激励方法遵循的都是经济学方法,即把企业家视为经济理性人,这种思路忽视了企业家能力、激励方法的综合作用以及企业家需要的多样性,因而总觉不尽如人意。超产论试图从外部竞争的角度解决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生产性努力问题,但似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从企业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看,企业绩效是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生产性努力以及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外部随机干扰这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一问题必须多方法、多角度系统地加以把握。

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省级政府2007—2015年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对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整体改善明显,区域间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差异逐渐减小,但部分省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仍然偏低;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对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而人口规模和地区经济水平对支出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

国有企业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替代物

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它的特殊性,这表现在它的国有性上。它受政府行政权力的影响,为政府实现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服务。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科斯的企业性质理论,企业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是市场的替代物。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不仅受市场的影响,也受政府的影响,可以节约政府的交易费用。因此,国有企业也是政府的替代物。但政府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果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相一致,那么国有企业就能够真正为社会谋福利;如果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相抵牾,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的改革问题。

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及政策取向

本文论述了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都应拥有剩余索取权，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各拥有多少比例的剩余索取权或是否愿意持有这种权力，则取决于各方根据资源的专用性、稀缺性、风险偏好以及监督成本、抵押性等因素博奕的结果。同时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分配机制上的政策取向，指出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误区。

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以2013—2018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非国有资本能有效地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体而言,非国有资本对地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非国有资本对竞争性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垄断性国有企业不显著;非国有资本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起抑制作用;非国有资本对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及其原因,本文提出了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竞争论、产权论与管理论的理论缺陷及其变革限度——兼论国有企业改革

竞争论、产权论和管理论都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产权的合理性必须经过竞争的检验，管理的成效有赖于合理性的产权安排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事实上，在企业资源禀赋既定的条件下，企业绩效是竞争、产权与管理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并不是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科学的改革方法正当是，对于不同性质、处于不同领域和发展阶段的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侧重。

人工智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了揭示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首先从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然后采用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理加以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既可以通过替代劳动要素、人机融合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扩展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市场效率和政府治理效率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相较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和人工智能人才缺乏的地区,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和人工智能人才充足的地区,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发展中国的人工智能并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开发、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模型研究

西方的企业理论包含许多分支理论 ,但总括起来不外乎解决企业家在其能力既定的前提下的生产性努力问题 ,而且每种激励方法遵循的都是经济学方法 ,即把企业家视为经济理性人 ,这种思路忽视了企业家能力、激励方法的综合作用以及企业家需要的多样性 ,因而总觉不尽如人意。超产论试图从外部竞争的角度解决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生产性努力问题 ,但似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 ,从企业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看 ,企业绩效是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生产性努力以及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外部随机干扰这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一问题必须多方法、多角度系统地加以把握。

人力资本概念新论

对人力资本概念作了重新界定,并认为人力资本包含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且对这三种人力资本作了阐释,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新尝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

混合所有制经济可界定为"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相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整体加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中"行政化"、"垄断化"与民营企业中的"家族化"等问题,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发展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公平的资产定价或对价机制以及资本混合后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同时要坚决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对国企以管资本为主和有效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混合可以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两个突破口。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离保障功能与经济功能

我国农村土地同时承载了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并且这两种功能难以兼容,导致我国农村低水平的保障和低经济效率并存,农业现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剥离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把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分离出来,交由政府去实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土地只保留经济功能,以便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形成对农村剩余人口的"推力作用";同时,要加大城镇化步伐,增加就业机会,形成对农村剩余人口的"拉力作用",从而助推农业现代化。

水资源的特点及其对构建我国水权管理体制的启示

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水权不能完全等同于物权,水资源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水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上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某些用途上表现出私人产品的特点,而在另一些用途上又表现出纯公共产品的特点。水资源具有社会功能、环境功能和经济功能等多种功能,因此对水资源的管理既不能实行完全的政府行政化手段,也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措施,而必须两者兼顾才能使多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水资源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我国水权管理体制应当采用政府的宏观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微观机制相结合的模式。

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理及中国对策

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进步,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对人类社会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将重构国家竞争格局。技术进步既有就业替代效应,也有就业创造效应。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技术进步,既符合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表现:以往技术进步主要替代人的体力,而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地替代人的脑力,但不会完全替代人类就业;人工智能会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强化就业空间极化和技术极化现象,这对发展中国家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构成了挑战。目前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和技术成长期,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随着人工智能由弱人工智能阶段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由技术成长期发展到技术成熟期,对就业的影响将加大。为了促进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削弱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放大其就业创造效应,防范其就业社会风险,应前瞻性地采取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各项积极有效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