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政策的发展逻辑:目标定位、实践效果与发展方向

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专利资助政策数据,依次从目标定位、实践效果、发展方向3个维度,对中国专利政策的发展逻辑进行分析。在目标定位方面,经历了推动专利数量增长、促进专利结构优化、支撑专利质量提升3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相应的战略、规划、政策。在实践效果方面,中国专利政策在实践中的关注重点,逐步由专利申请转向专利授权,由总体政策转向专项政策,专利发展呈现协同演化的特征,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在发展方向方面,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将知识产权战略与科技创新战略有效衔接,在规划上更多运用体现专利质量的指标,在政策上推行以专利质量为导向的资助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专利政策的建议。

知识产权强市:从“潜能”到“显能”

中国知识产权走过了从“制度”到“战略”的重要跨越,正经历从“大国”到“强国”的巨大飞跃。作为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中国进一步提出知识产权强市战略。历经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已形成巨大的知识产权潜能。但这一巨大“潜能”尚未较好地转化为强势“显能”,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是阻碍潜能转化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全创新链即“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产品—产业化—社会化”的概念出发,系统剖析知识产权强市的路径与对策,包括加强全创新链建设;“因城施策”,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科技生产力,尤其是科技部门与知识产权局之间的政策协调;将科技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真正实现知识产权强市与知识产权强国的双向联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问题上,经过了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再到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调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如同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推进器";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就是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朝着正确的航向,而不是走向西方化。

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中国高价值专利发展:测度与实证分析

高价值专利的培育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压舱石,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高价值专利定义的基础上,使用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首次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揭示其理论基础、历史演化和内部结构。实证研究发现:(1)高价值专利在专利质量、创新速度、原始创新等各方面均优于非高价值专利;(2)高价值专利数量不断攀升;(3)高价值专利中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比高达2/3;(4)产学研合作是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的重要渠道;(5)境外申请人申请的专利相对更有价值。针对中国高价值专利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即应进一步缩小并明确高价值专利的统计范围;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价值专利创造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促进知识产权协同运用;加强对非职务专利的创造激励,转化运用和评价保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专利发展的开放合作等。

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及福利损失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Petrin and Levinsohn)的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1]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3.24%,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26.63%。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

国家高新区、创新合作与创新质量基于双元创新合作的视角

国家高新区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也是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的重要载体。提出双元创新合作的理论框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国家高新区对于创新合作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创新合作对于专利质量的影响,分别对于探索式创新合作和利用式创新合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显著促进了创新合作,且创新合作有利于提高创新质量。从双元创新合作的视角,创新合作体现了更强的探索式创新,具备更强的科学性知识和技术性知识,但是在利用式创新方面更加侧重短期的交易型收益,相对忽视了长期的控制型收益。与此同时,高新区对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合作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九大报告首次作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矛盾主要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随时代发展发生了几次重大转变。通过对新时代矛盾主要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均较为严重,且均在新时代前后出现一定拐点,其中,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更为严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对有所缓解但依旧十分明显。新矛盾的解决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思想,从增加优质供给和优化结构两个方面,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推动并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国农村储蓄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和储蓄率不断攀升，而农村储蓄率却在1999年后悄然下降；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之际，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开始不断攀升。由于相对于其他农村劳动力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偏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当前消费，因此，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上升是中国农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对农村储蓄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上升对农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度为59％。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其影响机制源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偏好的转变。

中国专利质量的三维评价方法及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完善专利质量评价体系对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从专利的独占性本质出发,提出专利质量的三维评价方法,包括专利长度、专利宽度和专利深度,分别衡量了独占时间、独占范围和独占强度。基于1991-2018年中国全样本专利数据库,对专利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中国专利质量从1991年开始迅速上升,在2014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保持稳定。从专利质量的三个维度看,专利长度波动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水平,专利宽度达到峰值后明显下降,专利深度迅速上升至高位后略有下降。从不同专利申请人类型看,企业专利、高校科研机构专利以及产学研合作专利的质量均呈现显著提升,产学研合作专利的整体质量最高,高校科研机构专利的整体质量最低。基于研究结论,从专利评价方法和专利统计制度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何赶超美国?——“五大政策”合力综合分析框架

30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并成功超越美国,其背后原因为何?除了与美国一样的市场之手以外,中国对高技术产业政策集这一政府之手的恰当运用非常关键,它不是单一产业政策,而是包含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创新政策、开放政策、绿色政策等在内的产业政策集。这五大政策之间的协调及其与产业发展起步、追赶、超越三阶段的互动成为高技术产业政策集成功的关键,府际政策协调也为产业政策集的成功执行提供了保障。从政策目标到政策手段,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政策框架,合力共同推动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政策逻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合力中国产业政策实践

“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斛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