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辖豁免与人权保障的对峙——“德国诉意大利案”述评

德国诉意大利案,是国际法院审判的涉及二战期间受害者个人赔偿的最新案例。由于该案关系到国家豁免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对峙,所以国际法院所作的判决,如何对两者进行平衡,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终,国际法院以德国胜诉的判决,维持了国家豁免的优先地位。

环境权国际进程探析及启示

从时间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政治认可阶段和法律确认阶段;从问题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主要聚焦五大问题:第一,环境与人权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确立独立类型的环境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否是必要的?第三,环境权的内涵如何界定?第四,环境权应该优先保障程序权还是实体权?第五,环境权是否属于"第三代人权"的范畴?环境权国际进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实体权利争议难以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背景下,应切实推进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性环境权的发展,并通过程序性权利的发展催生实体性权利的最终成熟。

法国《人权宣言》在晚清

法国《人权宣言》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先后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为人们初识《人权宣言》奠定了基础。同时,《人权宣言》不仅对晚清士人人权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塑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更在晚清的新政、修律、预备立宪以及革命过程中被广泛运用。而它在晚清的影响与运用,都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

在中国近现代的法学史上,产生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这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开创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法学家接受和信奉马克思主义,肩负着批判旧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探究新型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和建立“新法学”的理论使命。他们基于中国的法律史与近现代民主法治(法制)建设实践,在法学学科特别是法理学、宪法学上提出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与学科建构的理论雏形,形成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导向、以探研“问题”为中心的实践性品格。他们的理论开创,对于当下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权利方式”:人权实现的法律工具

切实保障人权的实现,是当代中国法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从法律上讲,必须重视一种基本的工具,即"权利方式"。只有依赖于这一法律工具,人权的实现才能具有更坚实的法治保障。而"权利方式"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体系,至少包含由主体、权利、义务、侵权与救济等要素构成的完整结构。当各种人权以"权利方式"加以法律化、结构化,在法律上就可以确立和提供人权实现的结构性力量。

目的、立场与体系——中欧人权法学教科书的比较性评论

在人权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教科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世界各地所使用的人权教科书各有不同。如中国和欧洲的一些人权法学教科书,在其编写的目的、立场以及内容体系三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偏向和特色。对此进行比较性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改进中国的人权法学教科书,从而推动中国的人权法学教育。

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考察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各个时期出现了不同的中文译本。1903年"小颦女士"的译本,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人权宣言》。但在晚清,有两个全译本极为重要,即1907年的"川"本及1908年的林万里、陈承泽本。通过比较,两个译本在序文、名称及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川"本不乏一些"误译"的内容。"误译"的原因是多样的,译者"川"可能受到语言能力、翻译目的及社会需求的影响。然而,即使"川"本存在"误译",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革命还是立宪:《人权宣言》给晚清士人提供的启示

法国《人权宣言》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对晚清的革命观念与立宪思想产生了重要启示。一方面,邹容、孙中山等主张行革命之举的晚清士人开始认识到,域外的一系列革命,包括法国大革命,都是权利的革命。因此,革命不仅被看作获取权利的方式,其本身更应被视为一项权利。另一方面,康有为、熊范舆及潘承鄂等倡导走立宪之路的晚清士人,以法国大革命及《人权宣言》的经验与教训,来支持自己的立宪主张。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如何认定,关系到本文的研究范围。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具备法学家的一般条件之外,还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信仰共产主义或具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共产主义信仰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立党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