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辞的纹理:早期中国思想的场景性

亘古不变的天地之道是早期中国思想展开的前设,天地之道由圣人体悟并呈现为三代之治时的理想秩序,秩序的崩塌和重建无非就是对理想秩序及其背后的天地之道的疏离与复归。作为先王政典的经就是圣王通过他们的治理故事展现天地之道的载体和津梁。历史记载的事件与思想家的价值就以经为中介形成了互证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就造成了从言到辞的转变,引发了论辩。思想论辩的对象并不直接指向天地之道,而是先王政典与经中故事的所指和真义,这就引出了除了历史事件之外的场景性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场景性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受制于语言特性的、不得不然的书写特征。场景性的方法保障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敞开性和经验性,在此基础上,朝向天地之道的思想实践始终是开放和生动的。

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中古士人道教信仰形态之一探

王羲之是魏晋时期道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之一,书帖是研究王羲之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一般而言,学界都接受"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然而,如果细究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道教信仰形态,章仪、服食与养生,可知其与五斗米道的关联仍是模糊的。因此,可以围绕王羲之的书帖,在深入分析书帖内容基础上,尝试将书帖与道教经典文献对参,重述书帖中所见的王氏的道教信仰与实践,依此说明: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

素王、方仙与赤龙——谶纬中所见的儒家与道教之互动

在勃兴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传统中,孔子的形象由战国时期的君子及圣人转变为神圣的素王,学界多以此认为自董子之后的儒家宗教化更趋明显,然而,作为政治谶语的素王形象的根基实为刘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神圣历史。在谶纬传统中,自方仙及黄老转化的神仙信仰及养生方术体现了两汉之际儒道信仰分工。赤龙与素王的神权政治与黄老方仙的长生之术在谶纬文书中的互动凸显了两汉之际信仰的两种向度。文章寄望于在细致的文本研究之前提出一个方向性和线索性的论点,并为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提供方向。

勠力同心 诚意诤言 开创协商民主制度的新时代——关于民主党派深化参与协商民主的几点思考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民主党派在新时代应该如何进一步通过夯实和完善自身参政理念,为协商民主制度的探索提供助力,是亟待研讨的关键问题。参政意识需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更体现制度自信和党派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和信任关系。这就要求民主党派要站在制度自信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认识进一步加强自身参政理念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为开启下一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新时代特点的政治协商和民主政治生态提供保障。

重访、拼图与激生——“做中国哲学”的“手筋”

自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开始,中国哲学就一直在划界:哲学在中国,抑或中国的哲学?“照着讲”的译介工作与历史叙述,抑或“接着讲”的思想探索与理论建构?划界的尝试凸显了中国哲学的三重理论困境:其一,哲学反思被预设了的“普遍性”与中国的哲学的“中国性”之间的张力;其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中抽绎出哲学性并加以申发的哲学史,与面向当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哲学探索之间的牵扯;其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与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之间的双重他者性。

信仰的公共知识基础——两汉时期宇宙图式的信仰价值

冠以"方术"之名的知识系统本身并非特定知识团体的专美之术,而是知识阶层的公共知识。这些公共知识体系既可以成为政治神学灾异推说的基础,亦可以成为道教神仙的信仰技术。东汉恒明之际灾异推说之滥觞最终导致了政治神学的退场,而被称为"方术"的公共知识最终变成了信仰技术,这一角色转换为审视汉晋之际思想的流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隐没与显扬:经学与哲学视角下的“经典性”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传统的语境中理解以"经"为中心的语汇群,可以展现这一独特的语汇群如何创造了一个贯通各个文明和思想层次的意义网络。"经"以独特的方式联结了天道、历史、典章、教化、修养与政治制度,成为纵贯文明结构的枢纽。经学则以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创造了前经学时代的理想秩序与圣王想象,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历史纪事为基本形式的天道与人性展现方式,成为宇宙人伦、政治权力,乃至个体修养的教化,更推动了诸子时代思想家追求理想秩序与天道人性的思想创造。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经学的关系,揭示在哲学性规范与思想家为中心的"历史观"统摄下的"经典"制造与"经典性"重塑。传统中国思想、信仰乃至制度、政治的"经"的丰富内涵的隐没与中国哲学研究中频繁出现的"经典"的显扬,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意识支配下的"经典性"的嬗变,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学与哲学两个视角下的"经典性"可以组成传统中国思想图景中不可或缺且互相支撑的两个面相。

涵泳与截当--《一花一世界》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纹理

宗白华先生眼中,美的感受是不堪筹划的随性、无须苦思的豁然。如同散步一样,"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鲜花与燕石,其妙处在偶尔,而不在其美艳与异型。这样的感受本来就是从自然之中流溢出来的,等待着能感能知的"我"的悠游和徜徉中的感应与共鸣。其中既有活泼泼融入天地的自我,也有超迈于一己之限的精神。

随事变化: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神灵叙述

在早期中国思想的研究中,神(deities)、灵(spirit)及其内涵变迁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同的语境中意涵各异的神、灵及其诠释不仅是一个概念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古典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不一定存在着一个划一的类型学框架来说明神、灵及其相关语汇的意涵。与之相对,神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组语词在传统思想文本中的使用是多线索并行的、互不统属的、非结构化和线索性的。这些语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自觉的连贯性和结构性,恰恰相反,它们的意涵是随事变化的。以一种类型学或线索性框架形成的对“神灵”意义的诠释是一种全局性预设的结果。“随事变化”(varying with changing contexts)的理解进路一方面提出“全局性”和“词典式”预设在思想史和观念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探究以经验边缘的独特叙述方法为经验世界及其秩序奠基的描述性方法,以及它对于理解早期中国思想可能的方法论意义。

界限感与边界性——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知”与“不知”

早期中国思想中知、不知与“知不知”是并行、兼容和共存的。知不仅是指对外物和他人、自我的识见,还是一种源自独特能力和机制的持续过程,更是指人在整个生命进程从不间断的、对与包括自身在内的天地万物的体察和理解。“不知”则同时涵括了“不知晓”与“不可知”,以此标定了知的能力及其内容的有限性,同时凸显了世界的深邃与经验的无限。在上述两者的对照中,我们才能理解“知不知”的独特意义。在玄冥深邃的道体与持续涌入的经验面前,人如何与其有限的识见能力和经验限度共处。与之相对,“知”在现代语境中的名词化、器物化以及对日常经验的统摄在一定程度上将“不知”以及“知不知”的思想价值忽略了。对照现代语境中的“知识”概念的内涵边界,可以看到,早期中国思想对“知”的刻画,不仅确立了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也同时明确了非公共性的、个体基于经验的洞澈体悟的合理性。这为精神生活在客观知识的统摄中保留了朝向自身理解和个体经验的空间。也许这样的保留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可器物化的知识,但却可以为丰富的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基。

元氣、天心與太平——《太平經》中所見的“心”及其思想意義

天人關係是漢代思想的重要主題之一,湯用彤先生强調了漢代思想發展對於《太平經》思想之形成的基石作用,也敏鋭地指出《太平經》與太平道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經典在思想内容上的差異。從漢代思想的語境——特别是以黄老道家爲代表的思想脉絡——出發,不難看到,《太平經》所描述的天人關係,一方面集中體現了兩漢時期天人關係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其獨特的性質:天人關係主題框架中的身體、心靈、天地乃至國家等層次都被一種神秘且具有倫理意涵的意志支配著,人、神靈、天地都遵循著這種共同的倫理意志;在此基礎上,以共同的倫理意志爲標準,確立了個人行爲和命運、國家治理和命運的評判及運行機制;從評判和運行的機制出發,完善了從身體煉養到國家治理的方法,並落實到帶有信仰性的生命活動和政治實踐中。元氣、天心與太平等三個概念起到關鍵的紐帶作用:以流行於漢代的氣本宇宙論爲基礎的元氣描述形成了《太平經》獨特的天人關係和宇宙圖景;以稷下道家思想爲出發點,在元氣論的天人關係模式中拓展了"心"的概念内涵,用"天心"概念描述個體乃至國家命運與道德價值之間的必然聯繫;圍繞著"天心"這一觀念,解釋"太平之治"這一政治神學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心"這一概念成爲《太平經》多層次思想的關鍵連接點:一方面,通過人身體内的心與神將元氣構成的宇宙與個人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通過具有道德内涵的"天心"爲君人施政提供了倫理化且帶著神秘信仰色彩的合理性基礎。

内外之間與古今之際——信仰的義理建構與道教的文化價值

在内外中西之間、古舊今時之際,道教在現代社會的知識體系、觀念結構與精神生活中似乎是缺乏活力的。從道教信仰與現代生活之間的巨大張力和差異出發,道教信仰似乎從其自身特點和傳統内涵就缺失了適應並融入現代社會與精神生活的能力,更遑論以信仰實踐和精神生活的方式爲現代社會的心靈世界提供觀念與行動資源。我們嘗試换一個視角理解道教信仰與當代社會這種看似“漸行漸遠”的表像背後的觀念性偏差和實踐性衝突,説明道教可以通過重塑面向當代社會和精神生活的、具有公共性特徵的義理體系來重光道教作爲本土性宗教的文化價值。從本土性的内涵分析説明本土性與傳統性之間的概念轉换機制,並强調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被獨特歷史觀製造的“傳統性”在内涵上的空洞和謬誤。以此爲基礎,分析道教信仰與當代社會在知識形態和精神生活模式上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道教面向當代知識形態的公共性義理的重塑不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灵验与虔敬:信仰的一体两面

在信仰叙述中时常被强调的灵验是信仰真理与日常经验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既可以从信仰的视角进行讨论和分析;也可以被纳入日常经验体系中进行理解。在现代知识标准和验证性模式的支配下,灵验的内涵及其内在理路被套上了知识性的底色。超越力量的存在成为一个知识性的假设,灵验成了这一假设的经验性证据。这样的理解是偏离信仰的特性的,对于信仰者而言,超越力量的存在不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假设,而是所有认识和理解的出发点。灵验是一种正确的、见证超越力量的方式,虔敬的态度与灵验的呈现是信仰世界的两个环节。通过澄清现代知识标准及日常性预设与信仰的理路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可以避免对信仰的误解,从而回归信仰的本然。

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

如何寻求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实践中捍卫常识,成为我们日常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内容。三年大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但日常生活积淀的那些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如尊重常识和科学、悍卫法治、守护良知、坚持理性、寻求共识等,它们在关键时刻守护着我们,也成了我们战胜疫情,度过至暗时刻的法宝,进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韧性又坚实的基座。

理性预设、规范性与多元表达——“哲学普遍性”问题的跨文化视角

哲学的普遍性问题在跨文化的视角中凸显出来,它揭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举,也提出了哲学的普遍性内涵问题。就以中国生活经验为内容的哲学活动而言,哲学的普遍性、中国思想的特殊性、汉语表达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持久的理论张力。在区分哲学的普遍性与普遍哲学的基础上,哲学的普遍性从理性能力的普遍性预设出发指向经验世界的丰富与差异,在话语实践与概念活动的规范态度中保持普遍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从文化主体性出发,要避免将哲学的普遍性错置为西方性,也不能将规范性理解为具体的审查规则。哲学的普遍性需要具有边界感和规范性态度来保证不同经验环境中的人能够在理性能力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建构一个对话和理解的空间。基于经验丰富性的对不同对象的关切,使得哲学概念及论证内容在表达的层次上产生了多元的差异性,这涵括了文化的差异性和自主性。在哲学的普遍性基础上才能理解哲学活动的规范性要求与跨文化哲学反思的多元性。

物化与葆光——《齐物论》中所见的两种自我形态

《齐物论》的思想展开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我形态融入世界的言说者和外在事物秩序的建构者,与疏离外在的沉默者和既有秩序的解构者。在持续的言说和开放的反思中不断展开的不同视角和主题中潜含着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自我。首先,从万物互殊的本然到异名对举的不齐,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的介入。我的显现必须以我为出发点截断万物并由我的认识和命名将万物转殊为异才能完成,“我”的成立是以有限性为前提的。其次,持续面向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以及其呈现的事物之道,诘问物我与人我的殊异与冥同的那个思考和言谈,自然地指向了主体视角的建构的持续性和开放性。进而言之,有限性和界限感成为自我不断遭遇外物的经验触发机制,而这些经验又进一步地激生了自反性的省察。有限性为基础的我的显现与建构是必然更是必要的,只有在主体内部两个面相的不齐中才能揭示整全的浑然。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超越了所谓身心与物我的对象化机制。在整全与浑然的底色中,有限的自我才有持续敞开和不断自反的可能性,也只有在有限的前提下,整全与浑然才为自我提供了一种不断回向并尝试超越的活力。

“子不语”与“道可道”——中国古代思想的言说之道与理性的边界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这种以白话文为书写语言的学术写作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一种文化差异的挑战——作为哲学讨论前提和语境的西方哲学概念体系。这个挑战可以成为考察理性概念的哲学价值的试验田,并由此探讨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而浑然生活世界中的道与理不仅是理性论域中的概念与论证,更是一种融入灵性与体验的生活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多层次对应让“不语”和“可道”共生。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思想与生活世界中所见的言说方式与体认实践之间的张力,讨论“说”与“说不得”,“言”与“道”之间的共生前提,以说明理性这一概念在中国思想环境中的限制。进而展示一种可能性——理性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理解和诠释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成为对理性概念的哲学价值进行反思的一个视角。

自觉的两种进路——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的论域

汉语哲学是一个层次丰富、主题众多的论域，而非一个或几个零散的议题，汉语与哲学以学术论域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意味着以汉语为基本语言的学术共同体的主动自觉，这样的自觉既是学术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对此的研究尝试从历史和规范性的维度入手理解两种不同的自觉模式。汉语哲学的发展既可以做历史性的梳理，也可以从规范性哲学工作及其语言工具的关系入手理解。通过两种自觉进路的澄清，尝试达到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合法性情结”指向的不是汉语哲学的规范性，而是它的文化属性。对于汉语哲学的讨论，不能忽视如下的事实，即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活动或对汉语哲学活动的规范化实际上已经展开，并且在持续进行。其二，汉语哲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哲学工作及其语言载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问题。汉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特殊性是否能够塑造一种独特的哲学，与此同时，遵守严格规范的哲学思考又会给汉语本身的发展和意义体系带来什么变化？简言之，哲学活动推动了汉语的动态发展和衍生，而非对汉语进行了哲学性改造。同时，汉语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对哲学思考的规范性及其可能性的扩展带来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阐释的双重界限:意蕴预设与有效性判定——兼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问题的理论空间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以新的视角融摄了经典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之间的张力,并且在公共性的基础上理解了阐释本身的动态性及其内在机制。从诠释学理论的文本中心与主体中心两个层次上,阐释的有效性与文本的意蕴预设本身都围绕着文本性展开,而在有效性与文本性之下,还必须看到公共理性和阐释语境的基础价值。从文本与存在之间入手,提出有效性问题的吊诡在于文本意蕴的预设指涉了有效性,而主体体验则消解了它。从文本阐释到公共性建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提供了一种公共性建构的"文本性"范型,而有效性判定与意蕴预设被纳入公共性的动态机制之中,成为阐释实践的一部分。

洞见与鸿沟——《论家:个体与亲亲》与重建家的哲学

本文以《论家:个体与亲亲》的问题意识和论述框架为基础,尝试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从家的哲学性和对家的哲学反思出发理解中国哲学在方法论和理论自觉上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案;其二,从家的哲学重塑这一理论课题出发,理解如何从生存论意义上完成对当代哲学的根本关切的重新奠基,应对规范性的挑战。以此为基础,本文尝试说明,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的生活经验或观念可以为人类的整体哲学反思以及面向未来的理论筹划提供整全的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以此为基础的规范性为出发点,中国的哲学或在中国展开的哲学可以用一种全新姿态展开面向未来的理论原创。从哲学反思本身内蕴的普遍性预设和规范性要求而言,家的发现并不是中国人的哲学问题,而是中国人应该为普遍哲学的未来筹划承担的责任。从文化诠释到哲学反思的奠基,家作为一个哲学视域的价值才被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