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污名化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广东省E县低保识别改革的案例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低保救助从物质帮扶向福祉提升延伸。低保污名化会削弱低保政策的执行效果,损害低保户的主观福祉。从政策过程、制度主义和个体自利三个维度对低保污名化的生成机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污名化存在于低保政策过程的设计与执行阶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其产生提供了空间,并造成了福利中断或福利依赖的消极后果。基层政府通过延伸治理目标、更新治理理念、转变治理策略和提升治理效能,在低保政策目标群体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污名的消解,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国家福利治理策略的转变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发展——基于社会权利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尝试从社会权利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福利资格准入、福利制度安排和福利结果的解释框架,对四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福利制度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国家主义"统揽、"发展主义"主导、新世纪初期政策扩张和新时代政策深化的变迁过程,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为了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应该克服福利发展上的认知悖论,重视福利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着力解决福利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形成多元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并通过改变社会福利制度碎片化格局,构建统一公民身份的"社会中国"。

福利污名对瞄准偏差感知的影响研究

本文构建了福利污名对瞄准偏差感知影响的解释框架。基于2018年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作为文化结果的福利污名及个体污名、社会污名和制度污名三者的交互效应对瞄准偏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斥性偏差感知和内含性偏差感知普遍存在;个体污名和制度污名会强化个人瞄准偏差感知,对穷人生性懒惰的刻板印象会增强排斥性偏差感知;社会污名会强化个体污名对内含性偏差感知的影响,以及强化制度污名对排斥性偏差感知的影响。据此,文化相容性应包含于具体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在低保对象识别上既需要考虑瞄准效率,也应避免片面追求瞄准精度对申请人带来的污名损害,防止福利申领因附属性权利所导致的身份特权和不公平现象,以保证瞄准机制的有效性。

福利治理现代化:概念、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福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蕴含“对福利的治理”和“以福利进行治理”两重意涵,以及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水平四个核心要素,其实质是治理理论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应用。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快速扩张、深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变迁过程,为福利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推进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深化福利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多元福利治理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完善社会政策评估机制,推动福利治理领域的政策学习。

闽台两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研究

农业科技协同合作是闽台两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该文总结了闽台农业科技合作的研究现状,利用协同创新机制理论,建立了政府部门、企业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农户的五位一体合作模式,并从资源整合、主体功能定位、创新要素管理等方面提出闽台两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总体思路。

已婚青年女性劳动供给及家务分配差异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分法研究了已婚青年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和夫妻家务分配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已婚青年女性会受到家庭劳务在时间分配上的制约,其劳动参与行为会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且在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上存有差异。另外,个人养老责任感越强,劳动时间投入越多,而对孩子的教养观念越重或成长顾虑越多,劳动时间越短。家务时间投入上,老人数量会削弱女性家务时间,但丈夫的工作状况越好,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投入越多。

抚养负担对已婚青年女性劳动供给及家务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抚养负担等因素对已婚青年女性劳动供给和家务分配的影响,探讨了已婚青年女性劳动供给与家务分配的逻辑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老幼抚养负担对已婚青年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和家务分配存在不同的影响,子女数量在性别上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会存在差异性,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虽均会负向影响其劳动参与,但男孩比女孩对母亲外出工作的牵制阻碍更强;老人数量则会负向影响女性的家务分配和时间投入。另外,联立方程估计结果和Pearson检验表明,其劳动参与状况与家务分配状况彼此间是相互独立的,且劳动参与行为会挤压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

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基于CGSS2012数据的回归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资本方面,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而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对其基层选举参与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参与基层选举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应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女性社交环境、提升农村女性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认知能力、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越好,女性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意愿越强,但其劳动时间受家庭赡养负担的影响;结构制约方面,家庭人口负担越大,照料压力越重,女性劳动供给时间越少。回归结果还显示,学龄儿童数量和老人数量对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和增加劳动时间投入有正向影响。此外,居住安排对于女性社会劳动供给也有显著影响,其中,主干家庭的正向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对家庭和家人生活的重视,并表明女性面临着家庭照料与工作的时间冲突。

角色代偿意识与家庭照料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考察了角色代偿意识、家庭照料两个维度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及其工资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角色代偿意识越强,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越高,但对工资报酬的影响不显著;家庭照料的影响则要区分看待:学龄子女数量越多、或越认为养老责任在自己,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而对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以及幼龄子女数量则呈负向影响。此外,学龄子女数量和个人养老态度会负向影响报酬待遇,但付出的照料时间越长,工资报酬反而会越多。稳健性检验证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工资报酬会在户籍和代际上存在差异。

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理念。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乡村精英对于扶贫项目开发都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从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制约、治理环境复杂性、扶贫制度的固有缺陷、项目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参与式理念的水土不服以及扶贫内卷化趋势等方面对精英俘获进行了成因分析。提出激发乡村精英能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规范扶贫项目过程以及确立精准有效的瞄准机制等对策,以便克服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推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

婚外性行为态度中的越轨成本与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从越轨成本和性别差异的理论视角考察了个人婚外性行为态度中的心理成本、经济成本等影响因素,并运用Oaxaca-Binder分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婚外性行为态度中的性别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当个人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心理压力时,对婚外性行为态度会有不同;家庭的总体经济状况和配偶工作状况越好,对婚外性行为的反对态度越软弱,中青年群体尤为明显。此外,男女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对婚外性行为的反对态度比男性更坚决。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7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9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70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70年"为主线,设置了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的框架设计、制度变迁、关键问题、角色定位、空间维度等五个研讨议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走向福利中国——“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70年”研讨会综述

2019年9月27日,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办,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研究"课题组承办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70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成功举行。

国有农场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国有农场社区治理作为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减轻历史包袱,实现强体瘦身的必要举措。国有农场社区治理的困境由来已久,当前面临合法性身份缺位、有效性机制失位、组织性职能越位以及稳定性功能错位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本制度要素与机制未完善、现代社区理念与实践未结合、职能分离转型与现实未同步以及专业人员配置与保障未落实等。据此,本文提出把握农场制度变迁与改革的政策导向、提升社区治理的回应性与公众参与度、推进协同共治和多元善治的治理格局以及提高社区设施和基本保障的可持续性的治理路径,以期克服国有农场社区治理的困境,推进'办社会职能'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