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的寻求

不确定性是人类认知和生存的基本状态,追寻确定性则是面对这一境况的必要选择。有三种对于确定性的现代寻求值得我们考察,这些寻求不同于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或宗教在信仰方面的追求,都直接指向未来和人类行动。它们的思考共同给我们展示了在面对未来时所应采取的积极态度。

火车票“实名制”的制度伦理分析

火车票实名制之争本质上是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标准的争论。实名制体现了民众对于平等的公平购票权、乘车权的伦理价值诉求,具有时代的价值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实名制价值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各种现实条件的改善与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实名制的现实合理性基础是其价值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统一。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生态伦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伦理问题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制度设计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国有企业一直以追求高利润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较少关注其自身的生态伦理责任建设,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有企业良好形象的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乃至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建设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有效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生态伦理责任缺失的原因、规避由于国有企业生态伦理缺失带来的风险以及重塑国有企业生态伦理责任的建设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只有以生态伦理为指导 ,通过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

消费主义及其伦理困境

消费主义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是消费主义的基本特征。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物的主人成为物的奴隶。因此,必须摒弃消费主义文化而提倡适度性的消费伦理,但要使适度消费伦理真正成为人们的消费实践,仍需人们长期艰苦的努力。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道德法律化的根据与界限

道德的法律化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道德的法律化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有着学理上的根据。同时,道德的法律化又必须受到应有的限制。既不能不区分道德的性质盲目地实施道德的法律化,也不能不顾道德与法律各自的特点,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直接移植为法律。

共生与和谐: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态度

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现代危机的思想根源,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问题。但从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致思路径出发的生态中心主义,因其"无为而治"的消极态度和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被动特征,同样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应有的合理态度。本文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要求人们必须自觉地把人与自然、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辩证地统一起来,探寻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发展之路。这既是人与自然之理想关系,也是当代人对待自然应有的基本伦理态度。

伦理的制度化及其限制

伦理和法律制度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模式 ,在实践中需要相互支撑。伦理与法制制度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的现代转型 ,使伦理的制度化成为必要和可能 ,同时也决定了伦理制度化的基本界限。伦理的制度化、法律化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过分的制度化 ,既会侵损道德 。

关于消费伦理的几个问题

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具有伦理意义。当代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公,而且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人类要走出困境和危机,就必须转变消费理念,抛弃无限度的物质性的消费主义伦理,形成兼顾人的需要与自然需要、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当代人的需要与后代人的需要,以及同代人之间需要的适度性的消费伦理。

道德的法律强制探析

由于存在着道德仅靠自身力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因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又必须获得解决 ,使得道德的法律强制成为必要。多元背景下道德共识的存在 ,道德与法律共同的问题域以及现代社会的立法民主化机制 ,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提供了可能。道德法律强制的合理性 ,只有通过对于应当予以法律强制的道德的性质、可强制的道德的范围以及道德法律强制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的学理分析 ,方可予以证成。

制度信用与伦理信用

制度信用与伦理信用是两种不同的信用类型,制度信用关注的是主体交往行为的功利后果,伦理信用则重视主体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活动本身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制度信用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是,仅靠制度信用无法为现代社会的信用秩序提供足够的保证。制度信用与伦理信用具有互补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共存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信用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相适应。

略论现代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

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并存的样态,居于主流地位的则是源于西方近代且在现代不断得以强化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虽然对于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极大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快速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也造成人的需要的严重扭曲、人及其消费的异化,以及伴随生态危机而来的人的生存危机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鉴于此,人类的现代生活方式必须实现生态化的转型。当代社会既具备实现生活方式生态化转型的认知、价值和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

论信用道德选择

主体的信用道德选择受制于利益、环境和制度诸因素。利益是信用选择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肯定和尊重主体的个人利益,信用道德之义务要求才会为人们所自觉覆行。因此,信用道德选择需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德行与幸福相一致的正义的社会道德环境。在现代社会,只有法律才能为信用的道德选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

法官伦理制度化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之应然价值目标。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主要基于两点 :法官的优良道德品质和制度伦理。本文认为 ,在当代社会 ,司法公正之实现 ,不能仅寄希望于法官之优良品质之上 ,而必须以司法公正之价值要求为核心 ,结合司法活动的特点 ,确立明确的法官伦理的制度化规则。但制度伦理的最终贯彻落实又有赖于具体的法官个体 ,因此 ,在强化制度建设之时 。

法治时代道德的社会价值

法治取“德治”而代之居于主导地位 ,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道德地位的历史嬗变 ,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可有可无。在法治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 ,道德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道德反映和调节主体间利益关系的特点 ,道德作用的特有方式和范围 ,以及道德作为法律的价值基础和法治的实现条件等等 ,都充分体现出道德的独特价值。实践证明 :对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态度 ,不仅会导致社会道德生活的失范和无序 ,而且也会侵蚀在人们心目中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信念 。

也谈冯友兰的“接着讲”

冯友兰曾多次声明,他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小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冯友兰所讲的接着宋明理学讲,应该理解为主要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能理解为只接着程朱理学讲。实际上,冯友兰的"接着讲"不仅仅是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且是融合了古今中西的"接着讲"。

“以脚站立”: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探析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从根本上颠覆了历史及社会问题的分析模式。对共同富裕问题,脱离特定历史时代的分析探讨或为缘木求鱼。共同富裕思想的产生及其实现紧密依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在其自身体制内无法解决两极分化的矛盾,共同富裕难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前提,使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其全部力量,历史性地承担起共同富裕的伟大使命。

均衡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评单培勇著《论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

近期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单培勇副研究员新著《论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以全新的理论视域，将国民素质均衡性研究与和谐文化研究融合贯通，首次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体系，提出和谐创新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素质发展的价值指向，是当前国内人学与和谐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部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