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录取制度变革的实践逻辑——基于多元主体利益均衡的视角

新高考制度的现实困境,1“分省命题”与地域教育特权,自高考制度建立,高考的考试命题权属一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省级政府)之间来回摆动。截至目前,31个省、自治区、市(除新疆、西藏)启动了“统考(语数外)十选考”的新高考改革,高考基本定型为“中央命题”与“分省命题”相结合的考试模式。省市实行自主命题使得省际间的录取分数线不再具有可比性,“巧妙”地“合法化”了考试与录取中的地域特权,加固了核心城市的教育利益。研究证明,天津、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省份的优质高等教育人学机会依然长期位列前三,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失衡,尚未有消之势。地区教育特权连同城乡教育质量差异成为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的重要隐性因素。

参与式学习与混合学习融合——以成人本科学历教育课程为例

混合学习日益成为成人教育的主要学习形式,但学习者主动性不强、学习内容吸引力不够、师生交流不充分等问题严重影响学习质量。参与式学习能够通过问题情境唤醒主体意识,实践活动整合学习内容,情感交流发展学习共同体,实践反思激活创新意识,有助于解决混合学习面临的问题。为了探索提升混合学习质量的新方法,验证参与式学习与混合学习融合的具体效果,融合参与式学习的内涵特征和学习共同体理论,构建了“社会、认知、情感”三维一体的混合学习环境,设计了支持学习者参与的学习活动任务、协作学习环境和学习策略,并通过“小学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成人本科学历教育课程开展融合学习实践。研究发现,参与式学习与混合学习融合能有效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学习者交流协作,促进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基于扎根理论的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机理研究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弄清影响因素则是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前提。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访谈资料发现,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主要受到工作要求、工作资源、经费投入和办学理念等四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工作要求是制约因素,工作资源是支持因素,经费投入是保障因素,办学理念是决定因素。基于这一发现,构建了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机理模型,揭示内在作用机制,为提升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奠定理论基础。

平等而卓越:我国教育分流制度的体系优化

教育分流制度是进行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分流制度在精英主义倾向递减、平等主义倾向递增的维度上呈现出精英主义、竞争主义、课程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五种类型。我国教育分流制度系统属于东亚型竞争主义教育类型,强调权威主导、能力本位与成就导向,属于强制分流的“学术型—晚分流”模式。当前我国教育分流制度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尚未有效改善弱势群体在教育分流中的不利地位;二是教育系统的人才选拔机制容易引发过度教育竞争;三是缺乏使教育体系保持适度弹性的“软分流”机制。构建平等而卓越的教育分流制度,需要在价值诉求上达成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深度耦合,在实践路径上协调好国家意志与个体需求的平衡。

高考录取制度变革的实践逻辑——基于多元主体利益均衡的视角

新高考“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仍面临公平困境和效率困境。高考制度改革中存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中央和地方教育之间的考试权力分割、国家权威与高校自主权之间的边界划分、制度安排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博弈。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既是发生冲突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药方,“多元录取”的关键在于建构多元利益整合的平衡机制。高考制度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整体上具有非对抗性和可整合性特点,是利益整合的基础。要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必须完善考试治理结构,准确定位四方主体权责:政府应通过全国统一高考确定分数的权威性,高校应充分行使招生自主权,高中享有更大程度的教学自主权,社会及考生享有质询考试制度和监督制度实施的参与权。在此基础上,未来高考改革的趋势应是采取全国统一考试形式,并广泛运用“高考成绩、高中成绩、高校面试成绩”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考核机制,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和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等利益均衡机制提升考试选拔人才的效率。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中国化”的曲折探索

在150余年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教育一直是西方教育的“跟跑者”“追随者”,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如何超越对西方教育的模仿,在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自主创新的教育现代化体系是百年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教育现代化面临同质化抑或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在中西文化之间做着两难抉择。我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历了三次教育中国化的曲折探索。第一次教育中国化的探索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第二次教育中国化的探索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教育中国化的探索发生在20世纪末直至当下。历史地看,教育中国化有其风险,易被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所裹挟。教育中国化的失败尝试深刻地揭示出:教育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激进主义只能带来灾难;教育中国化亦不可脱离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轨道和世界格局。在现代化或中国化之间做“非此即彼”式选择对于教育发展百害而无一利。教育现代化必须经由教育中国化而成,教育中国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由阶段及最终归宿;教育中国化并非复古主义,而是现代化视角下的文化扬弃与文化再生。教育中国化需要中国文化本位的精神重构、融合中西文化之长的课程重构和中西教育不断比较与对话的视野重构。

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血清ficolin-3、Angptl4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血清纤维蛋白胶凝素-3(ficolin-3)、血管生成素样蛋白4(Angptl4)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20年5月至2022年5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102例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作为观察组,根据患者病情,分为高血压组(37例)、轻度子痫前期组(42例)和重度子痫前期组(23例);另选取同一期间102名孕检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ficolin-3、Angptl4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血清ficolin-3与Angptl4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检测血清ficolin-3、Angptl4对妊娠期高血压的诊断价值;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血清ficolin-3、Angptl4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高血压组、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血清ficolin-3、Angptl4水平逐步降低(P<0.05)。观察组患者血清ficolin-3与Angptl4呈正相关(r=0.527,P<0.001)。血清ficolin-3、Angptl4联合诊断妊娠期高血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单独诊断的AUC(Z=2.595,P=0.009;Z=5.201,P<0.001)。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血小板计数(PLT)明显降低,血小板平均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聚集率(PagT)明显升高(P<0.05)。血清ficolin-3低表达、Angptl4低表达、PLT低水平、MPV高水平、PDW高水平、PagT高水平是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血清ficolin-3、Angptl4水平均降低,且与妊娠期高血压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检测两者水平变化可对妊娠期高血压进行准确评价。

冰片“引药上行”作用及剂型研究进展

冰片以清热止痛作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中发挥了广泛的药理作用,同时作为常见的“药引”以“芳香开窍、引药上行”之功促进了其他药物透过血脑屏障用于脑靶向给药系统的设计之中。基于此,本文在整理冰片药理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了冰片的“引药上行”作用和相关机制及其在传统复方剂型和现代纳米给药系统的应用情况,力求全面反映冰片在“引经药”研究领域的整体进展,为深入探究冰片的药用价值和现代化应用开发研究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棕矢车菊素调节SDF-1α/CXCR4信号通路对妊娠糖尿病大鼠炎症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棕矢车菊素对妊娠糖尿病(GDM)大鼠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将妊娠大鼠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建立GDM模型,将建模成功大鼠分为GDM组,棕矢车菊素-L、M、H组,棕矢车菊素+CTCE-0214[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DF-1α)/趋化因子受体4(CXCR4)激活剂]组,每组10只;另取10只健康妊娠大鼠作为对照组。棕矢车菊素-L、M、H组分别灌胃2、3、4 mg/kg棕矢车菊素,棕矢车菊素+CTCE-0214组腹腔注射10 mg/kg CTCE-0214并灌胃4 mg/kg棕矢车菊素,对照组和GDM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比较各组大鼠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差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大鼠胎盘组织中白细胞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HE染色观察胎盘组织病理变化;TUNEL检测胎盘组织细胞凋亡;Western blot检测大鼠胎盘组织中SDF-1α/CXCR4通路相关蛋白水平。结果不同剂量棕矢车菊素干预GDM大鼠引起大鼠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水平降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降低,改善GDM大鼠胎盘损伤和细胞凋亡,并抑制SDF-1α/CXCR4信号通路激活,呈剂量依赖性(P<0.05),SDF-1α/CXCR4激活剂和棕矢车菊素联合干预后抑制棕矢车菊素上述作用。结论棕矢车菊素可通过抑制SDF-1α/CXCR4信号通路激活来减轻GDM大鼠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培训评价组织功能的实现直接影响着1+X证书制度的运行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分析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提供了研究视角。调研发现,培训评价组织参与1+X证书制度存在如下问题:行动者——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行动目标——愿景与资历的差序,行动情境——条件与手段的匮乏,行动规范——强合法性与弱合法性的缺位。因此,若要更好地实现培训评价组织的功能,需协调公益性与营利性以实现组织有机系统的适应功能,完善社会职能属性以实现组织人格系统的目标功能,耦合情境资源以实现组织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获得合法性以实现组织文化系统的维持功能。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pH值对猪粪与菌糠共发酵产酸特性及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为解决当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物单一、效率低下的问题,以猪粪和灵芝菌糠为原料,通过研究不同pH值对猪粪和菌糠厌氧共发酵过程的影响,探讨二者厌氧发酵产酸规律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设置7个处理[不调节pH值(对照,CK)、pH值为4.0、pH值为5.5、pH值为7.0、pH值为8.5、pH值为10.0、pH值为11.5],测定并分析发酵液中挥发性脂肪酸(VFA)、氨氮、总磷、可溶性化学需氧量(SCOD)等指标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结果表明,pH值为8.5处理,发酵第11天,VFA质量浓度达到最大值,为36 736.29 mg/L,是对照组的1.36倍;pH值调控对VFA组分的影响方面,乙酸和正戊酸受pH值影响较大,总体上乙酸占比随pH值的升高而增大,而正戊酸占比则呈相反趋势;不同pH值处理下,SCOD随发酵时间推移其变化趋势与VFA一致。高通量测序分析结果表明,pH值为8.5处理为最优产酸组,其微生物群落丰富度最高;在酸积累最大日,所有处理细菌群落的优势菌门为Firmicutes(厚壁菌门);在最优产酸组中,随厌氧发酵时间的推移,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相对丰度上升,而Firmicutes相对丰度则降低,在属水平上,Lactobacillus(乳酸菌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狭义梭菌属)、Terrisporobacter(锥孢杆菌属)相对丰度降低,而Caldicoprobacter(钙杆菌属)相对丰度升高。因此,在pH值为8.5时,能够提高猪粪与菌糠厌氧共发酵的VFA产量,从而提高其利用率。

国外教育“政策制定”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关注抽象政策理念转化为情境化实践的动态过程,着力对行动者阐释、转译、再建构政策行为加以解释。通过对SSCI数据库中136篇文献的内容综述,发现该类研究进展迅速,已得到多个国家学者、期刊平台的关注。研究内容聚焦多种教育政策与行动者,诠释行动者意义建构政策的阶段表征与嵌入于阶段过程中的“制定”实践,并指明影响“制定”的情境因素。同时,学者基于研究发现建构理论模型指引后续研究者。此类研究启示我国学者,应融合多学科理论,剖析教育政策执行的微观复杂样态,并立足于本土情境,提炼理论模型。

21世纪国际二语/外语教师心理研究的主题演进及启示——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21世纪以来国际上二语/外语教师心理研究持续增多,但国内相关研究前十年不断上升近十年却呈下降趋势。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文献为语料,运用Citespace5.0软件工具,采用计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提炼出21世纪以来国际上二语/外语教师心理研究的主题和最新前沿热点。研究发现,国际上的主题演进经历了基础期、发展期、爆发期、稳定期、繁荣期五个阶段,教师能动性、积极心理、教师免疫是这一领域最新的前沿热点话题。国内应该更加重视外语教师心理研究,在思路上从教育变革和教育政策给教师带来压力的角度分析教师心理的变化和干预措施,在研究范式上逐步向后现代主义转向。

电镀园区PFASs污染特征分析及控制对策

[目的]电镀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对于典型电镀生产工艺过程及其废水处理站的全链条新污染物研究相对不足。[方法]选取珠三角某电镀园区作为研究对象,检测了包括全氟烷基羧酸(PFCAs)、全氟烷基磺酸(PFSAs),以及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常见替代物在内的30种典型PFASs,分析了其污染特征。[结果]在电镀的各个工序中普遍存在PFASs,其中镀铬工序检出的PFASs种类最多、浓度最高,并且检出了已明令禁止使用的PFOS、PFOA和PFHxS(全氟己烷磺酸)。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进水中PFOS和6:2 FTS(全氟辛烷磺酸钠)的检出浓度和检出率最高,显示出相对严重的污染水平。尽管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对PFASs有一定的协同处理效果,但出水中检测到了进水中未出现的HFPO-DA(2−甲基−3−氧杂全氟己酸),表明PFASs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转化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结论]针对电镀园区的PFASs污染问题,政府可建立新污染物筛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制度,电镀园区宜建立入园企业化学物质信息调查登记制度,企业应落实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要求。

超声波辅助提取RP-HPLC法测定浒苔中的叶绿素a、b

建立了一种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测定浒苔(Enteromorpha prolifera)中叶绿素a和b含量。采用的色谱条件:Diamonsil-C18(4.6mm×150mm)柱,流动相为甲醇(含0.2%的乙酸)和丙酮,梯度洗脱,流速为0.8mL/min,进样量10μL,检测波长430nm。在此条件下,叶绿素a和叶绿素b与浒苔中的其他化合物分离良好,叶绿素a、b质量浓度为0.50～500mg/L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99),能对浒苔提取液中的叶绿素a、b进行准确定量。

CFS预处理对不同秸秆原料酶解和理化结构的影响

高铁酸钾复合液(CFS)是制备高铁酸钾的剩余滤液,其含有大量碱(OH^(-))和氧化剂(ClO^(-)和Fe^(6+)),具有破坏木质纤维素顽固结构、提升酶解效率的潜力。为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与高铁酸钾制备废液的再利用,以山西储量丰富的玉米秸秆(CS)、高粱秸秆(SS)和谷子秸秆(MS)为原料,采用CFS进行预处理,对比3种秸秆的酶解糖化率,分析秸秆的理化结构变化。结果表明,CFS预处理中碱和氧化剂共同参与了3种秸秆的降解,促进了酶解糖化率;在最佳预处理时间24 h下,CS、SS和MS的还原糖产量分别较对照提高252.77%、236.39%、216.66%,其中CS的酶解效率最高;组分分析表明,CFS处理能有效去除3种秸秆中木质素成分,增加纤维素相对含量,进而有利于纤维素酶的可及性;结构分析显示,CFS处理后,3种秸秆的理化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粗糙度增加,官能团发生断裂,纤维结晶度升高,热稳定性变差。在3种秸秆中,CS结构变化最明显,更有利于被生物转化。综上,CFS预处理可改变作物秸秆的理化结构,破坏其致密结构,促进后续酶解效率,是一种理想的预处理技术。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法测定浒苔中的叶黄素

建立反相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电离质谱法(RP-HPLC-DAD-ESI-MS)定性、定量测定绿潮藻浒苔中叶黄素的新方法。浒苔样品经超声辅助提取后,采用RP-HPLC-DAD-ESI-MS联用技术对其进行分离鉴定,HPLC采用Eclipse XDB-C18(150mm×4.6mm,5μm)色谱柱,以含0.2%乙酸的甲醇溶液-水为流动相,线性梯度洗脱,检测波长450nm。在选定的最佳仪器条件下,叶黄素与浒苔中的其他化合物分离良好,叶黄素在0.10～20.0mg/L质量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94),能对浒苔提取液中的叶黄素进行准确定量;采用电喷雾质谱联用分析能快速获得叶黄素的分子量信息,可为浒苔中叶黄素的快速鉴别提供依据。

不同种植作物对污灌区土壤铜形态的影响

为弄清在污灌区农田种植玉米、大豆、高粱、向日葵、菊花5种作物对土壤中铜形态的影响,采用Tessier五步连续提取法对种植前后不同形态铜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种植5种作物后土壤可交换态铜的含量均有增加,玉米土壤增加率最高,达到25.67%;碳酸盐结合态铜、有机结合态铜含量大致都呈降低趋势,菊花土壤降低率最高,分别达到57.95%和58.6%;铁锰氧化物结合态铜的含量在种植玉米、大豆、向日葵后均有所增加,而种植高粱和菊花后有所降低;残留态铜的含量总体呈降低的趋势。在垂直深度上,可交换态铜的含量在不同土层均表现为增加,其中种植玉米后增加最明显;碳酸盐结合态铜和残留态铜在种植作物后均表现为降低,降低率随土层加深而增加;铁锰氧化物结合态铜和有机结合态铜的变化率在不同土层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晋中市主要果品生产基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分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T391 2000)中土壤污染物的浓度限值,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对7个果品生产基地土壤的6项污染指标进行了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分级,结果表明,该区主要果品生产基地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符合目前国家所规定的无公害果品基地或绿色食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对该区无公害果品以及绿色食品的生产和开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