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34对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极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白细胞介素(IL)-34对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极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免疫磁珠分选法从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分选CD14+单核细胞,并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14+单核细胞纯度。将CD14+单核细胞分为M1型组、IL-34-M1型组、M2型组、IL-34-M2型组,M1型组和IL-34-M1型组细胞加入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诱导5 d后,半量换液,加入干扰素-γ、脂多糖、IL-6和GM-CSF继续诱导4 d;M2型组和IL-34-M2型组细胞加入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诱导5 d后,半量换液,加入M-CSF、IL-4、IL-6和IL-13继续诱导4 d。IL-34-M1型组和IL-34-M2型组细胞于诱导开始和诱导第5天加入IL-34进行共诱导。诱导第9天,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中CD14+CD86+细胞(M1型巨噬细胞)和CD14+CD163+细胞(M2型巨噬细胞)比例,采用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M2型组、IL-34-M2型组细胞迁移能力。结果通过磁珠分选法获得了高纯度的CD14+单核细胞,CD14阳性率为(96.77±2.72)%,可用于巨噬细胞的诱导。M1型组、IL-34-M1型组中CD14+CD86+细胞比例分别为(43.20±7.59)%、(27.87±2.06)%,M2型组、IL-34-M2型组中CD14+CD163+细胞比例分别为(47.70±4.49)%、(58.95±3.65)%;IL-34-M1型组中CD14+CD86+细胞比例显著低于M1型组(P<0.05),IL-34-M2型组中CD14+CD163+细胞比例显著高于M2型组(P<0.05)。M2型组、IL-34-M2型组巨噬细胞迁移数分别为(97.8±9.0)、(205.6±21.9)个;IL-34-M2型组巨噬细胞迁移数显著多于M2型组(P<0.05)。结论IL-34可抑制人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可增强M2型巨噬细胞的迁移能力。

内镜治疗时机对早期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内镜治疗时机对早期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21年3月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及肝病科收治的166例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过早期积极内科治疗效果不佳后行内镜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内镜治疗时机不同分为三组,其中早期组患者在入院后4~<6 h行内镜治疗(52例),中期组患者在入院后6~<24 h行内镜治疗(55例),后期组患者在入院后≥24 h行内镜治疗(59例),比较三组患者的止血时间、早期再出血、住院死亡率、住院时间及在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后6周的生存率,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三组患者的止血时间、住院死亡率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期再出血患者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期组的止血时间明显长于早期组[(2.15±1.10)d比(1.38±0.65)d](P<0.05);后期组的止血时间、住院时间均长于早期组[(2.03±0.71)d比(1.38±0.65)d、17(14,21)d比15(10,20)d](P<0.05),早期再出血患者比例、住院死亡率均高于早期组[20.34%(12/59)比9.62%(5/52)、22.03%(13/59)比5.77%(3/52)](P<0.05);后期组的住院时间长于中期组[17(14,21)d比12(10,14)d](P<0.05)。6周随访终止,早期组7例死亡,中期组12例死亡,后期组19例死亡,三组的6周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5.107,P=0.02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内镜治疗时机及Child-Pugh分级是影响早期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对于早期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入院后4~6 h行内镜治疗可以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死亡率及提高患者6周生存率,而内镜治疗时机是影响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

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肝细胞癌的进展与挑战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不同类型癌症治疗中取得成功,大量研究正在探索ICI在肝细胞癌(HCC)治疗中的作用,包括单独或联合治疗。本文主要总结PD-1/PD-L1抗体联合免疫治疗的最新试验数据,并讨论联合免疫治疗抗肿瘤的机制与疗效,以及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

白介素34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白介素34(IL-34)存在于包括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中,其序列在不同物种间高度保守,提示其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对IL-34的深入研究,人们对其生物学功能的认识也逐渐拓宽。研究发现IL-34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参与多种生物学功能,包括分化、炎症、血管生成、黏附和迁移等。IL-34可由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产生,在许多组织中均有表达。最近研究发现,IL-34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表达显著升高,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等;调控IL-34的基因表达能够影响疾病的进展及转归,提示IL-34可能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综述将结合最新研究进展,探讨IL-34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机制。

白细胞介素-34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背景:白细胞介素-34(IL-34)是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在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目的:探讨IL-34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中的表达及其对肝内炎症和胆管损伤的影响。方法:收集26例PBC患者和10例非PBC肝血管瘤患者的肝组织标本,以免疫组化法检测IL-34表达和定位。采用聚肌胞苷酸腹腔注射在野生型和IL-34基因敲除C57BL/6小鼠中构建PBC模型,评价小鼠肝内炎症和胆管损伤情况,以real-time 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肝组织IL-34以及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结果:PBC患者和PBC小鼠模型肝组织IL-34表达均显著高于相应对照组(P均<0.05)。未造模IL-34基因敲除小鼠肝脏病理学组织形态无明显变化,造模IL-34基因敲除小鼠的门管区炎症和胆管上皮损伤均明显重于野生型PBC模型小鼠(P均<0.05),肝组织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表达较野生型PBC模型小鼠显著增高,抗炎细胞因子IL-10和M2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D163表达则较野生型PBC模型小鼠显著降低(P均<0.05)。结论:PBC时IL-34表达增高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因子表达、诱导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缓解门管区炎症和胆管损伤,实现肝内免疫微环境的负反馈调控,从而延缓疾病进程。

T细胞亚群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的作用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是一种常见的、需终生维持治疗的自身免疫性肝病,肝脏免疫系统失衡是其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动物实验及临床证据表明T细胞亚群除了可以作为机体免疫应答的动态监测指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PBC患者的肝脏免疫功能。新兴T细胞亚群如γδT细胞及黏膜相关恒定T细胞可以通过分泌炎性因子参与PBC的纤维化过程。该文主要就T细胞亚群在PBC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关研究的临床转化意义作一综述。

抗线粒体抗体M2亚型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临床表现与生化指标分析

目的:探讨抗线粒体抗体M2亚型(anti-mitochondria antibody M2 subtype,AMA-M2)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生化指标特征。方法:收集2015年5月—2020年12月于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住院的97例PBC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以AMA-M2阴性者为观察组(27例),AMA-M2阳性者为对照组(70例),比较两组在一般情况及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指标、肝脏循环免疫指标及病理学分期、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应答标准等方面上的差异。结果:两组患者在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肝功能(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和总胆红素)、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血小板分布宽度、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肝组织学表现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MA-M2阴性PBC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M显著低于AMA-M2阳性患者,分别为2.36(0.49~8.38)g/L vs 2.94(0.90~6.67)g/L(P=0.043),而血清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抗gp210抗体阳性率高于AMA-M2阳性患者,分别为77.78%vs 40.00%和74.07%vs 51.43%(均P<0.05)。两组UDCA应答标准在巴黎Ⅰ、巴黎Ⅱ及鹿特丹标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AMA-M2阴性作为PBC的一个独特亚型,其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肝功能指标、病理学表现、UDCA应答效果等方面与阳性者多无明显差异。临床诊断AMA-M2阴性PBC者,需通过联合免疫荧光法及免疫学检测以排除AMA-M2假阴性。抗gp210抗体、ANA、血清免疫球蛋白M值等可作为AMA-M2表达阴性患者诊断PBC的辅助指标。

内镜下治疗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内镜下治疗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8月—2019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及肝病科收治的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220例,根据是否行内镜下治疗分为观察组(120例)和对照组(100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止血时间、出血次数、住院时间、再出血率、死亡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90.83%,对照组为77.0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止血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1.84±0.87)d和(14.83±7.33)d,均短于对照组[(2.92±1.78)d和(17.43±11.69)d](均P<0.05);出血次数为(1.56±1.03)次,少于对照组[(2.06±1.26)次](P<0.05);再出血率、死亡率分别为6.67%、5.00%,均低于对照组(22.00%、15.00%)(均P<0.05)。结论:采用内镜下治疗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能显著缩短止血时间和住院时间,减少出血次数,降低再出血发生率及死亡率,提高治疗效果。

南通地区153例不明原因肝损害肝穿刺活检诊断和病因分析

目的:分析不明原因肝损害的疾病构成,以提高南通地区专科医师对疑难肝病的诊治水平。方法:收集2012年1月—2020年10月间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收治的153例不明原因肝功能异常患者的肝脏病理、辅助检查、临床诊断资料,对观察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系统梳理不明原因肝损害疾病构成比及各组疾病特点。结果:全部病例均进行肝穿刺病理检查,明确诊断139例(90.9%),其中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ALD)73例(47.7%),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28例(18.3%),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19例(12.4%),重叠综合征(AIH+PBC)26例(17.0%);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30例(19.6%);药物性肝损伤(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DILI)16例(10.5%);胆原性肝损伤(biliary liver injury,BLI)15例(9.8%);遗传代谢性肝病(genetic metabolic liver disease,GMLD)4例(2.6%);病因不明14例(9.2%),血管性肝病1例。结论:南通地区不明原因肝损害通过肝穿刺活检确诊率≥90%,不明原因肝损害主要病因包括ALD、MAFLD、DILI、胆原性肝损伤等,而GMLD少见。

瘦型与肥胖型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目的比较瘦型与肥胖型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198例MAFLD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体质量指数(BMI)将患者分为瘦型MAFLD组(n=42)和肥胖型MAFLD组(n=156),收集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结果瘦型MAFLD组患者男性所占比例显著高于肥胖型MAFLD组,年龄、BMI、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显著低于肥胖型MAFLD组,白蛋白、尿酸、总胆固醇显著高于肥胖型MAFLD组(P<0.05);其余指标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瘦型MAFLD组中合并高血压、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肥胖型MAFLD组(P<0.05);2组中合并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患者的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瘦型MAFLD组患者肝脏硬度值显著低于肥胖型MAFLD组(P<0.05);2组患者的肝脏脂肪衰减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肥胖型MAFLD患者相比,瘦型MAFLD患者中男性比例更高,患者年龄更轻,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代谢相关并发症概率更高。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患者的临床及预后特征。方法对2015年5月至2020年12月于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67例PBC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为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组34例(观察组)和无肝细胞脂肪变性组33例(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实验室指标、自身抗体结果,随访分析预后特征。根据巴黎Ⅱ标准,将患者分为治疗应答有效组与应答无效组,分析与患者应答相关的因素。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乏力、皮肤瘙痒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PBC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组年龄大于单纯PBC患者组(P=0.025),但乏力、皮肤瘙痒发生率低于单纯PBC组(P=0.002,P=0.045);实验室检测,PBC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组患者与单纯PBC患者比较,其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补体C4指标水平偏高(P=0.039,P=0.035,P=0.000),而总胆红素(TBIL)、谷氨酰胺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血小板计数(PLT)、IgM值、抗丙酮酸抗体的阳性率较低(P=0.013,P=0.000,P=0.003,P=0.008,P=0.001,P=0.001);两组患者应用熊去氧胆酸(UDCA)的应答效果在巴黎Ⅰ、巴黎Ⅱ及巴塞罗那标准上有统计学差异,PBC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组应答效果较好。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是否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天冬氨酸转氨酶(AST)、TBIL是PBC患者根据巴黎Ⅱ标准对UDCA应答的独立相关因素。结论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的PBC患者具有与单纯PBC患者不同的特征,合并肝细胞脂肪变性改变PBC的临床症状及UDCA应答效果有影响。

PBC临床对症治疗及“亚临床”PBC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是一种以肝内小胆管非化脓性炎症为特征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早期干预治疗对PBC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提升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疾病本身临床表现的非典型性及各种肝内、肝外常见并发疾病的干扰,如何对PBC患者进行早期诊断仍是目前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结合最新研究进展,对经典PBC的临床表现及对症处理进行归纳和总结,重点讨论了如何对“亚临床”PBC患者诊断处理,以期为该疾病的早期鉴别与治疗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