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论中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专家辅助人,作为诉讼角色能够帮助法庭就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在保证庭审实质性的同时促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运行规则的缺失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专家意见的证据属性等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俄罗斯、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辅助人相关制度已经有效运行了几十年。在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规定——确定专家辅助人的辩护人诉讼地位,明确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例如鉴定情况通知权、鉴定内容建议权和阅卷权等,这样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更加有效运行。

贯彻庭审中心主义之困境与解决

庭审中心主义是保障法庭审判实质性和法院裁判中立性的关键原则,在此种审判模式下各诉讼主体才能够真正富有意义地参加到法庭审判中来。近年来,庭审中心主义在学界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也都提及对于庭审中心主义的贯彻和保障。但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现阶段贯彻和实施庭审中心主义仍面临很多问题,其中诉讼资源不足和法官综合素质不到位是最突出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以完善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法官诉讼能力为前提。

监检衔接中的实践冲突与规则重构

独立监察程序的立法构建使得监察调查具有了区别于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此属性差异导致了监检衔接的实践障碍,主要表现于管辖、证据以及人身状态与权利方面。同样因为属性差异,《刑事诉讼法》中相对成熟和完善的侦、诉衔接机制难以直接适用,此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职务犯罪追诉的顺利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规则的重构,具体应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下,借鉴《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设计,同时兼顾当前改革背景下国家对腐败治理效能的需求。

从刑法谦抑性看酒驾入罪

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把酒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内。这是有违谦抑性原理的,原因是:第一,从人性上考虑,酒驾行为并不会给驾车者带来利益,所以就没有必要用刑罚这种严酷的手段来压制酒驾者的欲望;第二,酒驾虽然猖獗,但是它并没有穷尽所有的法律规制手段,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完全可以控制;第三,实际操作起来烦琐的刑事诉讼并不比相对简练的行政手段更具有威慑力。

双语教学手段在BTEC HND课程中的应用

使用英语原版教材实行双语教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充分掌握原版教材的真谛,另一方面还可以让学生正确掌握特定专业英语词汇的中文词义,这对学生将来从事专业工作时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有一定的意义;而实行双语教学时最好能注重特定知识产生的跨文化背景,从而丰满教学的内容,使特定的教学可以更加容易被学生了解和认知。

论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根据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违反《反垄断法》且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以垄断行为有限入罪为核心的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甄别各类垄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后可见,垄断行为有限入罪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垄断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公平竞争关系;危害结果包括重大经济损害和反垄断损害;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所实施的垄断行为具有排斥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等危害结果,并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在立法模式上,应采用法典模式,以契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实现反垄断刑事处罚与反垄断行政处罚的合理衔接。

纪、监程序分离之提倡

监察体制改革后,原各腐败治理主体的职权属性差异并未因机构的整合而消弭。相反,当不同属性之权力集聚于同一主体时,其实践运行的冲突与不协调性集中爆发,纪、监程序混同因此产生。程序的混同导致监察调查权属与行权规则的不匹配,实践突出表现为职务犯罪追诉的政治性偏离、监察留置的功能异化以及对律师辩护权的不当限制。基于行权逻辑、权力对象以及处置结果的不同,纪、监程序应实行分离。一方面,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立完成主体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对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进行特殊化设计,即排除多层级审批、构建梯度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和保障律师辩护权。

刑事审判中鉴定人出庭率之提高——以传闻证据规则的引入为视角

高科技的分析和鉴定手段在刑事诉讼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同时这些手段的运用结果终将以鉴定意见的形式呈现于法庭。但是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法官并不具备甄别科学证据的能力,因此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鉴定意见则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存在误导审判的风险。2012《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这一问题而做出了相应修改,但是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对于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仍然无法有效进行,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限制法官在要求鉴定人出庭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而传闻证据规则基于其强制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让访问变得简单高效——Array Networks负载均衡与远程接入解决方案在北京印刷学院的应用

自从ArrayNetworks的负载均衡与远程接入解决方案在北京印刷学院应用以来，学生的上网体验得到了良好改善：无论是上外网查找资料、去校内图书馆借书还是去校务系统了解学校的最新信息，所有这些都变得异常的简单与便捷。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建立公设辩护人系统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并且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模式,但是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过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依据美国的实践经验,以"援助律师"为主要模式的法律援助体系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缺陷,例如,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辩护效率低辩护效果不能保证等,这也成为其阻碍刑事辩护率得到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公设辩护人系统的建立则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可以考虑建立公设辩护人系统,在完善法律援助体系的同时,提高刑事辩护率。

“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的域外介绍——以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司法审判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往往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专职司法的审判人员很难单独对案件中涉及到的专业性问题做出准确判断。虽然一般情况下鉴定意见会给审判人员提供帮助,但仅凭这种单方提供的证据而解决某个专业性的问题,无论是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是司法公正方面都有很大不足。有鉴于此,2012年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2条明确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告方难以对专业性问题进行有效辩护的窘境,同时也部分解决了审判人员对专业性证据和事实认定困难的问题。鉴于法典中对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规定过于原则,因此,此项制度还有诸多需要明确和完善之处,比如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证据效力和质证范围分别是什么,刑事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有哪些区别和联系,涉家暴刑事案件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实践状况如何,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有专门知识的人"有哪些异同,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等等。本次笔谈试图从具体的视角切入,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探讨,力求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以传闻证据规则的引入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这一提法可以说是解决我国众多司法顽疾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在预防冤假错案方面更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就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而言,其还不具备改变公、检、法三机关诉讼地位的条件,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如要贯彻'审判中心主义',就必须大力提升法庭审判的实质性,如果能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实现了法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统治。刑事诉讼的核心在庭审,而庭审的关键在质证,传闻证据规则基于它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能够很好地保障质证过程的充分性和质证结果的有效性,因此传闻证据规则的引入对于庭审实质性的实现也同样有着积极地促进价值,进而为'审判中心主义'的贯彻和落实保驾护航。

论值班律师公设化

值班律师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即时会见、即时帮助,其在保障诉讼效率方面具有优势。以值班律师配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出于两者在诉讼效率上相互契合的考虑,但在保障平等协商的诉讼效果上存在欠缺。值班律师公设化可以作为弥补功能局限的改革路径,其改变现有律师独立值班办案的法律帮助形式,通过在司法行政机关内建立值班律师办公室,以团队形式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实质性提升法律帮助效果。值班律师公设化的理念是诉讼内资源减投的诉讼外补偿,其价值在于既保留了即时帮助的运行模式,保证效率,又增加了诉讼外法律援助的政府资源投入,优化值班律师履职的环境,强化对值班律师的有效监督,从而依法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

公权合规在监察监督领域的引入

公权合规的基本内涵公权合规由我国学者在“发展型”中国特色腐败治理理论的研究中首倡,其内涵是指:公权组织或者其他依法行使法定公共职权的组织,在法定框架内,结合组织性质、公权性质与组织规模等因素,设立有效运行法定职权的规范系统,以达到有效运行公权、确保公权合规行使的机制系统。

关于独立监察程序的若干问题思考

《监察法》创建了独立监察程序,并设计了阶段式结构框架。监察程序开启了程序种类的事实划分模式,有利于监察权能融合并推动腐败治理目标的实现。但当下《监察法》就监察程序的泛化规定,使其难以发挥指引和规范权力的功能。监察程序规则应进一步细化,构建涵盖监督、调查和审理的程序细则。其中监督程序应区分威慑性监督和制度监督;审理程序应区分程序性结果和实体性结果;调查程序应逐步走向诉讼化。

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建构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正在得到全面系统的推进。证据是程序的灵魂,有效获取和审查证据是程序存在的根本价值。监察证据内部流转于监察程序,外部衔接于刑事诉讼程序,因此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有内、外部之分。就内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相对笼统,需进一步细化。重点聚焦于证据审核的法律性保障,启动程序之设计应贯彻主体多元化与标准客观化,审理程序应实现线性结构下信息有效沟通,程序结果方面建立差异化的排除模式。就外部而言,法庭应严守刑事法治理念,实现证据审查的实质化,改变管辖以保障法官中立地位,建立监察人员出庭制度及录音录像移送制度。

论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我国法律援助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这也是刑事辩护率一直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值班律师制度的广泛建立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其以减损个案法律援助质量为代价,换取法律援助数量的增长。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还不够成熟,存在以下问题:值班律师的诉讼身份没有得到明确,严重影响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缺乏长效运行机制,值班质量难以保障。因而应当明确值班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以聘请全职值班律师或者与律所签订长期值班合同为手段,建立长效的值班机制。就未来发展而言,需要警惕值班律师制度的滥用,防止损害被援助者的诉讼权益。在将来的制度设计中,应当明确值班律师制度和传统法律援助形式的适用案件范围,保证二者相辅相成。

论监察权监督属性与行权逻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监察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监察监督体系的构建,需依循两条主线:首先是对权力本体的宏观监督,其次是对具体行权个人的微观监督。监察宏观监督以间接方式实现,以人大监督为依托,其功能定位是发现与提出,即发现被滥用的权力并提交行权主体或人大机关实现纠正,监察委员会无权直接否定与处置。监察微观监督应定位为"监察的再监察、监督的再监督",以"公权合规制度"为手段。在权力单向监督的体系框架下,对监督者的监督必不可少。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应区分内外,双向构建。内部监督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监察机关内部职能分离与机构分立,重点改变当下领导审批的行政性办案模式,增加办案人员、办案机关自主性;二是强化专门监督,需进一步明确监督管理部门职权。外部监督重点依靠人大监督和检察院监督,其中人大监督应在立法完善以及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监督实效化方面推进;而检察院监督需在诉讼程序中严守法治底线。

纪监融合视域下监察职权配置之再优化

纪监融合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纪、政、刑的职权属性界限十分模糊,由此形成了"纪监融合,纪检主导"的办案机制。但是,"纪检主导"的融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机构和程序的混同,使纪监腐败治理效能倍受影响:监察监督发展滞后、调查程序规则竞合而处置职能扩张将抑制刑事司法。纪监融合下的合署办公,不等于权力混同,一体也不等于职责统一。在坚持纪监融合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双层组织体系建设,适当进行职权分离。通过对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二级划分,建立监督一体、调查分离、处置以刑优先的工作体系框架,并完善其具体的运行机制,是打破"纪监融合"困局,提升腐败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