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平台监管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智慧教育平台监管有利于推进智慧教育发展,有必要从技术逻辑和法治逻辑两个层面对平台监管的紧迫性、正当性与自洽性进行论证。回顾我国智慧教育平台监管工作的发展历程,一系列创新性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但也面临着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力量不足、监管标准滞后等困境与阻碍。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美国的较为完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机制,欧盟的数字人才培养以及新加坡的动态监管标准均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努力在智慧教育平台监管工作中寻求适应现状的完善路径,走出一条突破困境与阻碍的系统监管、协同监管、专业监管和超前监管之路。

《教师法》修订:基本理念、教师身份与立法技术

权益保障是我国教师立法的基本理念,此次《教师法》修订仍需贯彻和继承。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是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前提。基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特征以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诉求,中小学教师宜定位为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高校教师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宜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教师权利义务是教师法律身份的外在表现,相关内容的修订须依据教师的不同法律身份。教师教育惩戒是中小学教师基于专业身份实施的事实行为,本质上属于教师专业自主权,《教师法》应予以确认和规范。围绕教师权益保障,还需从法律规范协调统一、增加程序性规范以及纠正硬法规范软法化等技术层面提高修订的科学性,增强《教师法》的可操作性。

论我国终身学习法的立法宗旨、立法思想与立法原则

伴随终身学习法治化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变,制定国家层面终身学习法的诉求应运而生。我国终身学习法应遵循以学习权益为主导、保障公民的终身学习权,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成迈向2050年的终身学习型社会,以终身奠基为法律核心价值、彰显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怀的立法宗旨;体现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立法思想;坚持公共性、合理性、公益性、公平性、公开性的立法原则。

建构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的价值因应及法理逻辑

从价值嬗变上讲,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治具有制度完善、教育法治和提质增速三重功能。从实践来看,国家教育考试应急管理法律制度资源供给不足、已有立法位阶不高、制定和发布主体不统一、应急处置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须解决。面对这些困境,基于全贯通式建构的法理逻辑,通过完善国家教育考试应急管理实定法体系,优化国家教育考试应急管理执法体系和应急管理监督体系,建立由实定法体系、执法体系和监督体系共同构成的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治体系,以期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商事仲裁一体化研究

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机制自成立以来在跨区域庭审、仲裁制度改革、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当下仲裁协同机制面临脱逸于实质而停留于形式的危险,表现为“三省一市”仲裁协同具体措施缺乏,使协同停留于框架层面;商事仲裁程序协同缺乏上位法依据等方面,进而制约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的有效推进。本文基于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面临的困境,试从互联网仲裁上位法完善、推进商事仲裁协同制度具体化建设以及强化合肥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以促进长三角区域在商事仲裁领域的紧密协同。

建构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的价值因应及法理逻辑

应急管理是指相关职能部门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过程中为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措施。在人类地球村和风险社会的双重背景下,应急状态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更新和扩张,其所映射的具体内涵已经远远超出其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本来含义。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但二者几乎被等同运用。通过运用体系化的叠加方式进而形成复合概念,国家教育考试应急管理是指国家或者某地区突发公共事件进入应急状态时,在国家教育考试机构组织人学考试和水平考试活动中具有法定职权的部门依法进行应急处置的行为。

教育法典化背景下我国终身教育立法探究

我国的教育法治建设需要填补终身教育立法的空白。当前,终身教育立法面临公民个人的学习动力有待加强、终身教育制度体系仍需完善、终身教育权未被充分重视、政策转向与教育资源培植不相匹配等问题。在教育法典化背景下,需要体系化、科学化重构现有的教育法律制度。终身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终身教育法纳入教育法典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具有现实可行性。在教育法典“总——分”式体例结构框架下,总则部分应当整理和归纳终身教育法治的基本问题,包括终身教育法的立法宗旨、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等;分则部分应当具体展开终身教育的行政组织、经费投入、终身教育机构、学习成果认定、设施建设与利用等内容。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应实现主体的权利保障与义务履行的平衡,明确法律法规的促进与规范的双重功能,处理好国家与地方终身教育立法的关系。

文化体制改革情境下的文化产业立法构想

完善我国文化产业立法,已然成为学术界日益高亢的呼唤和积极研究的课题,然而对于文化产业立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仍然存有分歧观点。通过着重讨论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的现实必要性、文化产业立法调整目的、文化产业地方立法可行性和文化产业地方立法设计等认知问题,认为:(1)我国文化法律建设尚有诸多缺陷,立法滞后已不适应文化产业发展客观要求,必须加快文化产业立法,并促进整个文化法律体系建设。(2)文化产业立法目的在于管理、规范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处理好保护公民文化权利与政府管理文化产业权力的关系,二者应当"平衡"而不可偏废。(3)在国家尚未制定有关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情况下,为及时回应各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亟需法律保障的现实要求,先行开展省级地方文化产业促进法规的立法是可行的。(4)地方文化产业法规应明晰法源、文化产业主体的法律地位、政府管理法律职责的界定等关键环节。

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评估法律治理之路径

政府高等教育评估(1)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应该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政府高等教育评估的法律治理是法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论题。有限原则的确立指引了政府高等教育评估的运行过程。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评估过程缺乏正当程序的观念,而公开机制、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责任机制的构建则能够有效保证评估程序的正当性。自由裁量是政府高等教育评估中的核心问题,正当的裁量基准的应用减少了政府高等教育评估中的非正义因素。

教师权利义务体系的重构——以教师法律地位为视角

教师权利义务体系是教师法律地位的表现。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首先需要明确教师在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随着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及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和关键,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重构我国的教师权利义务体系,必须采取如下措施:在修正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新教育观念、拓展教师权利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教师资格制度、严把教师入职关,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通过在立法中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确定为公务员身份并采取职位聘用制,来实现教师职务的稳定性和公共性,切实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确认和保障教师的法律地位。

论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范畴

厘清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范畴,是推进我国教育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教的基础性前提。既有的从一般法律责任出发,认定教育法律责任系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观点在理论和逻辑上存在固有局限,无法完整地展示教育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事实上,界定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范畴,应将教育责任作为逻辑起点。教育法律责任是一种"类型责任",它源于教育责任,是构成教育责任整体的具体类型。同时,教育法律责任也是一种"领域责任",它平行于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法律责任,是嵌合在教育领域的法律责任。教育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和追究主体具有多元性,教育法律责任并非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但具有综合性的责任承担方式。基于教育法律责任之于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作用,必须认真对待教育法律责任,不断深化教育法律责任的学理研究,持续完善教育法律责任的立法设计。

论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优化

高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是衡量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教育法治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尺。高等教育纠纷具有学术性、自治性、伦理性的特征,体现了教育法律救济制度不同于一般法律救济制度的原理。但现行高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设计没有观照高等教育纠纷的特殊性,以致制度定位不清、衔接无序,造成了教育法治发展的短板。对此,应当重新定位校内申诉、健全教育行政申诉、完善教育行政复议、明确教育行政诉讼救济标准、建立专门的教育学术仲裁,以期建构分类分工、衔接配套的高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促进教育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实现学生权益周密保护,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行政法的博弈分析:以行政合同为例

本文就行政法的博弈性与行政法平衡目标的契合、行政法价值目标决定行政合同的博弈选择、行政合同的博弈内核与形式分别进行了阐述。文中指出 ,行政法平衡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博弈来实现。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与“合意”的双重属性 ,使其成为行政法对博弈选择的缩影。行政合同的内核是物质优惠与权利让步的交换 ,其过程是一种标准形式的博弈。

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规则探究

现行教育单行立法模式下,教育法律救济制度规则之间缺乏体系性的内在逻辑衔接、制度之间存在功能重叠和部分法律空白,以致教育权利难以获得充分保障。教育法典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教育权利教育法典编纂中理性规划教育法律救济制度应当考量教育法律关系的综合性、教育事项的专业性、学校的自治性和教育的伦理性等特殊因素,遵循"总则+分则"的立法体例,在衔接上突出学校内部救济,在形式上实现公法和私法、实体和程序救济的二元协同共济,在内容上通过不同救济类型的分类分工形成体系上的衔接配套,最终实现教育权利的全方位保护。

我国大学在区域化国际合作中的目标取向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加广泛而深入发展格局下,区域化合作趋势也日益凸显。其动因一是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激烈竞争,二是参与主体对提高国际合作效率的追求。本文基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合作及效率理论和相关经验,从大学这一微观主体角度与合作效率角度,分析我国大学在区域化国际合作中应有什么目标取向,以及实现目标取向的策略选择。本文认为:第一,我国大学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转变目标过度发散的状况,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凝炼国际合作的方向,尤其注重发展具有更多共同点的区域化国际合作。第二,着力转变大学国际合作浅层次、非连续、短期化的状况,以提升大学科研水平和服务人类社会为取向,建立长期、稳定、持续的战略合作机制,基于大学学术组织建立合作平台。第三,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对大学拓展区域化国际合作的有效保障机制。

国内关于区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综述

高等教育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和区域发展并非总是正相关关系,当高等教育不适应区域发展状况时,还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区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这一课题的研究,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由于区域特征的差异而不同。

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基础

站在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始终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法治所保障的。可以说现代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也是法治的一种必然结果。显然，离开法治的语境与基础，就很难对服务型政府的成立与存续作出科学的阐释。法治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明显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法治应当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高校的教育国际化理念——以安徽大学为例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为中国大学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新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中国大学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的重要使命。为此，本期“学术聚焦”继续推出5篇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学交流合作的实践经验，以飨读者。

行政规划若干问题探讨--兼析《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五章有关规定

目前国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规划的研究较为薄弱和滞后,对行政规划进行程序法规制是行政程序立法的难点之一.本文试就我国行政规划程序的立法例、行政规划的界定、行政规划的分类和法律属性、行政规划的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期为我国正在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相关立法内容的修改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