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时间题记的写本为依据 ,初步总结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在我国古代避讳史上的阶段性特点 ,并以日本所藏《世说新书》残卷为例 ,利用敦煌写本避讳的一般性特点 。

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最终趋于消亡。

敦煌写本人名与断代

数万卷的敦煌写本,保存有丰富的人名资源,利用这些人名在不同写本中的重复出现,可以对一些敦煌写本进行断代。本文以具体例证对这一方法的具体使用方式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敦煌道教文献避讳研究

本文考察了有明确纪年题记的敦煌道教文献的避讳情况,并尝试归纳其整体避讳特点,以期利用避讳的时代对无纪年道教文献进行断代。

论敦煌文献残损对避讳断代的影响

敦煌文献发现后,古代避讳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断代方法用于写卷抄写年代的判定,但结论的可靠性往往要受到自身残损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敦煌写卷的残缺对避讳信息有效利用、避讳断代结论推定的影响,进而指出避讳断代应适当顾及残损形态、并与其它断代方法共同使用,以使断代结论更加合理。

敦煌小说《黄仕强传》新见写本研究

新近出版的《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中存有一件小说《黄仕强传》写本,文本与业已公布的其他写本不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异文比较的方法,对该写卷的文本传抄系统进行初步研究,并重新校录,以便学界了解利用。

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2010年4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承办的“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百多位敦煌学界专家学者，相聚西子湖畔，就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

略论大型字典对唐讳字形的收录——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为例

唐代避讳,相对侧重于文字形体的改变。这些避讳字形在失去了唐朝的避讳背景后,逐渐归入俗字,并被宋元以来的字书收录,成为现代大型字典的收字来源之一。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型字典在唐讳字形的收录上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有重新审视和辨析的必要。本文借助敦煌写卷中多样的唐讳字形,以《汉语大字典》第2版为例,从收集、考释两方面,略论其可待完善之处。

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09年浙籍著名学者罗振玉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同年，罗振玉、王仁俊分别辑印《敦煌石室遗书》、《敦煌石室真迹录》，这是敦煌文献最早之校录刊布，从此正式揭开了敦煌文献整理的序幕。从这些成果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

敦煌本《普門品》殘卷綴合十一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中的一品,爲宣揚觀世音菩薩神通的崇佛文本。伴隨著觀世音信仰在我國古代的日漸盛行,該品也逐漸被抽出來單獨流通,即後世所謂《普門品經》,又稱《觀世音經》或《觀音經》。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普門品》寫卷爲數衆多,目前所見共約870號。單從文本内容來看,别出單行的寫卷(可稱爲單行本),與從《妙法蓮華經》寫卷脱落的部分(可稱爲佛經本),是完全相同的,很難區分。這給殘卷的定名造成了很大困難,也間接導致各館藏機構在圖版、目録的命名上,極易産生混淆、甚至疏誤。

论六朝俗字与唐讳字形

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仍、书写载体革新等多重因素,促使汉字字体风格渐趋多样化,也冲击了固有的造字理据和表意系统,从而激发了古代俗字流行高峰的到来。俗字顺应了汉字发展的简化趋势,恰好也为唐代避讳制度的实施提供了语言文字背景。六朝俗字的多维样式既在字形来源上提供了唐代讳字遴选与改造空间,亦在思维方式上启发了唐代主要避讳方法的形成。文字与方法的交织作用,在满足李唐避讳条件有效达成的同时,还促使唐代避讳字形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性。这些字形的群体区别性既是避讳制度执行的效果展现,也是六朝俗字与政治制度交织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时代痕迹。

敦煌寫卷避諱字形遞變現象初論

一漢字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點。每一個漢字都有其産生、演變或消亡的歷史蹤跡。施安昌先生把按演變順序排列的異體字稱爲異體序列,且幾乎每個漢字都有自己的異體序列,並認爲異體序列中兩個緊相銜接的字之間存在著遞變關係。

论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

唐代避讳制度注重利用汉字的“形”属性,从制度效用层面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相对约束力,也塑造出唐讳字形鲜明的区别性特点。这个重大改变既在事实上确立了唐讳字形有别于其他朝代的规律性表现,也对唐讳字形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性塑造提出了更多要求。这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究其成因,写本的普及和俗字的泛滥,不仅直接为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提供了产生土壤和效仿来源,其催生出的改形避讳方法也形成了区别性的维持动力。多种因素的累积与叠加,使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既成为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也成为彰显避讳制度自身规律与外在特点的核心形式。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敦煌写本题记的甄别

敦煌写本在正文之外，往往有数段文字记载写本抄写、流传的相关情况，此即所谓的“题记”。我们曾经作过粗略统计，60000多卷敦煌写本中，仅有1200馀卷存有题记，比例约为2％。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这些题记大多是由当时人所抄，记载了写本的抄写日期、地点、目的以及抄写人等，是深入研究敦煌写本的宝贵资料，尤其是在写本抄写年代的判定、写本来源情况的考察等方面作用更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

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1909年9月，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其所获部分四部典籍、佛教写经，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京师名宿前往参观抄录。9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

寫本視角的唐代避諱觀察——以敦煌寫本爲例

寫本以方便、易得的特質,滿足了唐代社會各個階層的使用,成爲當時主要的文獻形態。不過,在有關唐代避諱問題的研究方面,承載了豐富避諱信息的各類寫本,仍然没能够被充分利用,難免會制約一些研究的繼續深入。通過對比分析敦煌寫本在社會階層、文本内容、文字形體等方面的情况,既能够觀察到寫本文獻的普遍性特點,也能够客觀估量寫本文獻在避諱考察對象、避諱執行樣本、文字形態素材等方面的學術價值,最終有利于推進唐代各類相關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