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部控制规范的颁布抑制了认知性盈余管理吗?

旨在惩罚财务舞弊的美国萨班斯法案对认知性盈余管理(CEM)的消除效果已得到验证。为了检验作为中国版萨班斯法案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颁布后是否抑制了CEM,本文采用Benford定律分析了1990至2014年间净利润为正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盈余数据。研究发现,CEM在内控规范体系颁布前广泛存在,但是内控规范体系颁布后CEM在整体上并未明显消除;CEM在内控规范体系颁布后的自愿实施阶段依然存在,但在强制实施公布的当年得到了消除,而在强制实施公布后两年又出现反弹。研究还发现,CEM并没有因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得到完全抑制。这表明,与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实施效果不同,我国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对CEM的抑制效果呈现阶段性和时效性特征,应该提升内控规范体系的法律地位和强制执行力并明确规定严惩措施,同时审计机构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也应该重点关注企业CEM。

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般机制与中国实践

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在机制设计上综合了政府集中化决策与消费者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降低政府实施购买服务的管理成本。实施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依赖于充分竞争的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具有排他性并可收费等适用条件,在管理机制上以凭单而非合同为中心,在服务承接主体确定途径上通常不使用政府采购方式,与合同制形式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异。从我国的探索实践看,以凭单制形式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改善、效率提高、行业发展和管理模式创新。

农业类上市公司审计风险防范研究

一、引言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信息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会计信息质量决定资源配置效率。但近年来,财务舞弊愈发猖獗,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银广夏、蓝田股份、丰乐种业、草原兴发、绿大地、万福生科、新大地、新中基、莲花味精等一大批（拟）上市公司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

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了国企审计报告时滞吗?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背景,本文以2007—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结构视角出发,研究了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对国企审计报告时滞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混改过程中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国企审计报告时滞发生了显著下降,且这一效应在大规模、成长性高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国企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了国企审计报告时滞。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为理解财务报告披露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同时也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进而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贫困经历、个人特征与企业精准扶贫

本文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高管成长于贫困地区,其所在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精准扶贫,并且其扶贫程度更高。进一步考虑高管个人特征对高管贫困经历与精准扶贫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当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为女性、党员或年龄较大时,其所在上市公司进行精准扶贫的概率和程度更大,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另外,笔者发现,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扶贫行为的促进效应在国企和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中表现得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评价精准扶贫效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高管长期任职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吗?

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通过董事投票权、对股东大会提案建议权做出经营决策。从管理实践活动来看,一方面,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代理机构,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高管长期任职能增加公司的创新投资吗?——基于董事长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长期任职是否可以增加创新投资。研究发现:董事长任期越长,公司的创新投资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和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影响董事长任期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董事长临近退休会抑制公司创新投资。本文丰富了高管任期的相关研究,并为提高公司的创新投入提出了政策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杠杆操纵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扩展的XLT-LEVM模型法(间接法)测度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水平,考察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缓解政府干预、改善高管激励以及加强内部控制,从而对国企杠杆操纵现象产生治理作用,具体表现为国企表外负债和名股实债的规模下降,但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作用在资金稀缺度较低、去杠杆压力较小、地方控制以及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经过治理的国有企业在信息质量和经营实践两个维度得到显著改善,具体表现为股价信息含量和投资效率得到提升。

CFO的数字化变局

数字经济已经来临,商业模式已经改变,越来越多企业的核心价值无法在财务报表上得到恰当的反映,传统财务报告与业务相关性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随着财务智能化的发展,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应用突飞猛进。面对变局,CFO们需要从回顾过去的财务管理模式,转为面向未来,促进企业行动及战略能力的财务职能模式。只有直面变化,CFO们才能浴火重生。

非国有股东治理、参与方式与国有企业创新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国有股东治理及其参与方式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研究以2008-2020年沪深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和委员会治理三个层面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治理层面,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但在更深层次的高层治理和委员会治理层面,非国有股东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委员会治理是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路径。区分政府控制层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推进力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对创新能力的正面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地方国有企业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厘清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路径,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对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民营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之动态关系研究

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采用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1)融资约束会影响到企业的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前期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本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2)民营企业自愿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降低信息不对称,并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银行及股权投资者的融资支持,从而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影响。相对于未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披露的企业在下期会面临更低程度的融资约束,但披露的信息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并不显著。(3)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首次"效应,相对于非首次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首次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

投资者有限关注与股票名称的“地名效应”——来自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的证据

股票名称作为上市公司公开的身份名片,其如何影响投资者行为和资产定价值得引起关注。基于投资者“有限关注”理论,借助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股票名称的“地名效应”对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反应的影响发现,在面对外部宏观地域性利好消息时,投资者存在非理性的选择性关注行为,具体表现为,股票名称中含有相关地域信息的股票市场反应更强,印证了投资者有限关注理论。进一步考虑公司横截面差异的影响发现,公司成长性越高、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降低投资者有限关注行为。同时,相比异地投资者,本地投资者有限关注更弱,投资决策更理性。因此,投资者应该合理评估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理性投资,抑制因“地名效应”导致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基于环境起点论的分析

政府财务信息公开是构建透明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先决条件,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重要依据。基于环境起点论,尝试构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系统框架,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系统的构成要素展开具体分析,以此为依据,创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的运行机制,并建立一个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体系起到监督作用的评价反馈机制,使之能在现有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的基础上提供更进一步的披露保障,从而达到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提高财政透明度的目的。

集团控制会导致企业过度负债吗

文章在企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考察了集团控制对上市子公司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独立上市公司,集团控制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更高。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出现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更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以及高质量审计能够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发挥显著地治理效应。文章为理解我国企业过度负债现象的成因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去杠杆"政策的落实提供了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去杠杆行为的影响:程度与方式

去杠杆是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从去杠杆程度和去杠杆方式两个方面,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去杠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显著提升了国企的去杠杆程度。从去杠杆方式来看,混改显著促进了国企选择“留利”和“减短债”两种方式的去杠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对去杠杆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过度负债国企中,这说明混改促进国企去除了负债中的“不合理”部分。在区分不同行政层级后发现,混改对国企去杠杆的促进效应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中均显著成立。另外,文章发现混改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国企的去杠杆行为,这说明混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部市场制度缺陷,发挥对国企高杠杆的治理效应。而且去杠杆后的国企经营绩效也发生了显著提升。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深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去杠杆政策要求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