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

殖民统治在香港开始后,由于失去祖国的保护,又无法认同殖民政府,香港人在身份上经历了一段迷茫期。20世纪7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香港人凭借各种社会抗争,建立起了本土意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地域性意识,其中掺杂着对祖国的向往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香港回归后,由于历史形势的变迁,本土意识发生了某种蜕变,沦为分离主义者谋求"香港独立"的工具。梳理香港本土意识从无到有的历史,有助于还原香港本土意识的内涵及特征,明确本土意识并非支撑"港独"的理论,从而将爱乡爱土的香港本土意识与作为分离主义的"港独"意识相区分。

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分离理论和政治运动,不论分离主义者如何构建和渲染,其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基本法》是我国的宪制性法律,它对香港的地位作了清晰的界定,应当成为反驳和遏制"港独"的法律依据。首先,"港独"挑战了国家主权,但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港独"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其次,"港独"组织酿造的暴力事件,危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应当被用于遏止"港独"。最后,"港独"因民主化而起,只有最终实现民主普选,才能彻底消解"港独"的生存空间。《基本法》有关普选的规定为重启政制改革、消解"港独"奠定了基础。

香港激进本土主义之社会心理透视

近年来,本土成为香港的一个热门话题,激进本土主义更成为香港特区宪制最危险的挑战力量。事实上,激进本土主义的形成和扩散,与特定历史时空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殖民地自治运动"提出"反殖"和"自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因回归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满足,但"五十年不变"保留下来的制度被视为中国"殖民"香港的证据、中国于是被视为新时代"反殖"的对象;大香港主义心态的延续,让部分港人仍将内地视为落后的"他者";后殖民主义令少数缺乏历史记忆的港人缅怀殖民时代的旧日子;民粹主义让愤怒的草根将内地视为香港沉沦的罪魁祸首。种种因素的重叠,外加人为的操作和渲染,令激进本土将内地视为敌人,"港独"的口号因而也就呼之欲出。

人工智能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欧美经验与中国路径

算法歧视是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中,由数据分析导致的对特定群体的,系统的、可重复的、不公正对待。算法歧视正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多个场域出现,对受害群体及整个社会有着多重不利影响。为了维护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有必要对算法歧视进行法律规制。作为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先行者,在应对人工智能算法歧视方面,欧盟选择了以数据保护为中心的规制模式,而美国选择了以算法责任为中心的规制模式。我国正处于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草创阶段,在今后的法治实践中,可由算法理念、算法技术、算法审查和算法问责四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的人工智能算法歧视法律规制框架。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宪法界限:一个基于尊严的分析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带来的利好与风险令其成为备受争议的生物技术,支持和反对的理据皆落脚于人的尊严。以往围绕基因编辑的尊严之争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论者未在同一层面谈论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可分为个体尊严和物种尊严。个体尊严体现了尊严的赋能面向,要求尊重人的自主;而物种尊严体现了尊严的限制面向,要求维护人的本质。在确保技术安全的情况下,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不违背人的个体尊严,且无损于人的物种尊严,因而不宜禁止;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不论技术安全与否,都违背了被编辑者的个体尊严,且危及人的物种尊严,因而不宜允许。为了维护人的尊严,需要对基因编辑进行法律规制,尤其是区分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和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

中国宪法环境条款:一个规范法学的解释

《宪法》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并对国家课以环境保护义务,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目标。现有的宪法环境条款包括《宪法》序言第7段、总纲第9条第2款、第10条第5款、第22条第2款、第26条以及国家机构第89条第6项。现行宪法环境条款属于基本国策而非基本权利,即国家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公民没有请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根据规范解释,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环境,只不过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多表现为积极义务,而组织和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多表现为消极义务。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所有国家机构都应当遵循宪法环境条款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平等作为基本权利:香港《基本法》第25条的司法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规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意味着一视同仁,不作差别对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差别对待是必不可少且合情合理的。在《基本法》第25条诉讼中,香港法院确定了"两步走检验方法":第一步是确定比较对象,查明差别待遇是否存在;第二步是审查差别待遇是否有理可据,若证明有理可据,则不认为构成歧视和侵犯平等权。基于不同理由的差别对待有不同的审查基准:基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等个人特质的差别对待的审查基准为严格审查,即"不超过实现合法目的所必需的程度",而基于其他不涉及个人特质的差别对待的审查基准为宽松审查,即"没有明显缺乏合理依据"。

香港特区紧急权力法律规范:困局与破局

《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和《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紧急权力法律体系。由于制定机关、制定时代和制定目的分殊,不同法律中的紧急条款存在脱节。这种脱节给各界理解香港特区紧急权带来困难,也令特区政府在行使紧急权时充满顾虑。破解香港特区紧急权的法律困局,需要对香港特区现行法律(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作一致性解释。在“禁蒙面法”案中,香港法院维持了《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的合宪性,确认了法律可授权行政长官在紧急情况下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附属立法。在“疫苗通行证”案中,香港法院审查了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制定的附属立法的合法性,明确了附属紧急立法限制基本权利需满足的条件。理解香港特区的紧急权力,关键在于划分本地层面的紧急情况和国家层面的紧急情况,区分事实上的紧急情况和法律上的紧急状态,明确行政主导制下的选择方案,以及确定横向和纵向的权力监督机制。

仇恨言论的宪法学分析--基于美国最高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比较分析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法理是内容中立,即政府不得基于内容对言论加以限制。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曾确立若干“不受保护的言论”类型,但是仇恨言论不在此列。在美国传统的言论自由分析框架之下,仇恨言论仍然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欧洲人权公约》允许限制表达自由,欧洲人权法院明确反对仇恨言论,但处理仇恨言论的方法论并不统一。有时仇恨言论会被排除在表达自由的保护范畴之外,有时仇恨言论会被视为受保护但可予限制的言论。在面临仇恨言论的挑战时,美国和欧洲各自位于光谱的两端:前者保护言论自由而纵容仇恨言论,后者反对仇恨言论但过度限制表达自由。寻求规制仇恨言论与保护表达自由的合理平衡,需要对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