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平衡:土耳其与叙利亚跨界河流水博弈分析

中东地区水资源短缺与分配不均导致跨界河流治理面临难题,甚至出现安全化和政治化趋势。土耳其与叙利亚共享幼发拉底河与阿西河水资源,却并未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其主要原因是遵循国家动机、策略选择与差异化互动行为所致。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水博弈互动中,流域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动机选择。相对上游国家倾向于持有欲望动机,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相对下游国家则兼具恐惧与情感动机,趋于执行安全化与社会化的互动策略。两国的动机与策略决定了竞合博弈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它并非完全冲突或完全合作,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土耳其与叙利亚在两条河流流域中大致实现了优势角色的互换,在动机与策略选择上形成了动态博弈,在互动结果上呈现出一种摇摆的平衡。对土叙两国水博弈的机制性讨论为跨界河流互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考路径。

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和平发展内涵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领导集体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明确始终不渝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外战略原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丰富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内涵和实践形式。本文旨在从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的角度,明确指出贯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平发展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实践是对和平发展思想的贯彻和执行。和平发展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理论支撑。

国际社会“三种状态”论析——基于“物质”与“观念”的东西方比较

在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是进行国际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本文在分析东西方思想基础上,明确了国际社会的"三种状态":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状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并以"三种状态"为起点,分析其各自的本体论基础,从而在物质与观念的视角下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对比论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发现其本质区别,探究差异现象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有利于推动各自文化的发展创新。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从文化视角深化对国际政治的认知,为中国立足于世界舞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新的文化路径。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在安全层面,大国在中东发动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东矛盾不再是全球主要矛盾;地区国家关系出现了缓和态势,从对抗走向对话,寻求建立更加稳定、均衡和普惠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在政治层面,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美俄的盟伴竞争使中东国家成为“新中间地带”,但大多数国家不愿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在能源层面,俄欧博弈使中东国家从以往对亚洲能源出口“一边倒”,转向与亚欧能源消费大国同时建立合作关系的“东西并重”。在科技层面,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与华脱钩、断供,但中东国家反对科技议题政治化,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

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理念与实践

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是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新时期,大国战略竞争影响中东的发展环境,阿拉伯国家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和市场需求不旺等发展难题。中阿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势,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促进中阿发展战略、发展机制和发展项目三重对接。中阿经济互补性强,双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将发展红利转化为和平红利,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安全化视角下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与治理路径探析

21世纪以来,尼罗河流域主要国家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围绕水资源分配与开发争端升级。水资源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是水安全化的客观原因;资源民族主义与域外大国的介入是水安全化的主观原因。尼罗河水安全化呈现争端议题多元化、争端主体复杂化和力量对比动态化特征。埃及强调国际习惯法,积极寻求阿盟和美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强调“白板原则”,积极联合上游国家和非盟,完成复兴大坝兴建及第二期蓄水工程,现已正式启用发电。争端方通过“水安全化”对内塑造强有力政府形象,对外建立议题联盟,通过话语构建、政策实施和制度设计重塑水资源分配格局,影响国际规制,重塑水安全秩序,形成了上游集团与下游集团的对峙。尼罗河水争端治理,需要流域内各国对内淡化资源民族主义,对外避免被大国集团政治的绑架,站在“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过利益捆绑、分歧管控与议题合作实现水资源去安全化,推动尼罗河安全治理从“上游—下游分治”到“全流域共治”,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