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

这里所说的地权分配指的是阶级分配,即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分配。富农属于农民阶级范畴,但除佃富农外,占有较多土地的富农,在土地关系上,同经营地主没有多大差别,因而不妨同地主阶级合并计算。 在我国历史上,一向没有地权分配统计。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一些公私机关和个人作过一些调查统计和估计。前此仅有北洋政府农商部发布的几次农商统计(从第三次起)可供参考。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估计,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按户数计约占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这个估计见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文献,因而为人们所一致接受。

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史界包括农业史界,兴起一股计量研究的热潮,这是值得欢迎的。但计量分析法的前提是要有量可计,而且个案数据往往无济于事。就拿农业说吧,单从一些零数字是难以看出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全貌的。这类记载大都是反映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或某一方面的情况。有些片面强调落后、停滞或萎缩状况,有些则过份夸大新因素的增长及其增产作用。人们往往可以从中得出农业生产力普遍衰退的印象,也可以得出相反的印象,即呈现上升势头。要想对总趋势作出比较全面的计量。

关于我国地主名称的原始

中国历史上地主之名始于何时,这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历史悬案,而且牵涉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四章)这句话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这个“东方”如果包括中国在内,那么恩格斯的论断就未必正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早就出现地主这个名词。问题是究竟始于何时。不少人认为始于宋代,其根据就是顾炎武的一段话。 顾氏写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一亩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主者之所有,耕种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并之徒。宋己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日知录》卷十)其实在宋以前的文献中,“田主”、“地主”的名词已屡见不鲜,竟被这位“好古而多闻”,治学非常严谨的大学问家忽略过去了。 大家知道,现存唐代敦煌地契、租典契,以及新疆、甘肃、内蒙发现的契约中,到处可以见到地主、田主等字样。例如: 大中六年(公元852)僧张月光易地契,僧张月光子父将上件?

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

引言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情国力的基本要素,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其重要性更为明显。然而我们对历代人地数量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即使不是全然心中无数,至少是没有一个确数。且不论古代,就说近代,各个时期究竟人口多少,耕地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单就1911年以后的人口数字而言,解放前有人统计过,就有58种之多。少则278百万人,多则547百万人。

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

鱼鳞图册是中国封建官府分区编造的作为征税依据的地籍清册。早在宋代曾有部分地区实行过,到明洪武年间正式明令推行。清代因袭明制。图册内容是以田地为主,依次编号,详列地形、四至、田土种类、面积、科则(等级)和业主姓名,有时兼列佃人姓名。这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经济史料,尤其对土地制度史和土地关系史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本文介绍的是康熙初年江苏长洲县部分都图的鱼鳞簿,计有三册。一册题为“下二十一都二十图清册”,“康熙伍年分奉旨清丈册”。另一册封面残缺,据卷首记载,可以确定为康熙十五年西十八都三十一图鱼鳞清册。又一册题为“销圩鱼鳞清册”。销圩属下二十一都三图,亦系康熙十五年清丈。

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弄清近代农业生产状况,不仅对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有其特殊重要意义,而且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决策和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亦有参考价值。解放以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因史料的局限和方法上的出入,结论纷歧,远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主流意见是,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达到了高峰,而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趋势。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史料问题琐议

解放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近几年来对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意见。就萌芽开始出现的时期说,有唐、宋、元、明和清前期各种议论,而以主张明清时期的为最多。就萌芽首先出现的部门说,有主张从手工业开始的,也有主张从农业开始的。还有根本否定萌芽的。贯穿在这些分歧之中的,既有理论(包括萌芽概念)问题,也有史料问题。当然在史料的判别上,也有理论问题。这里试就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常用史料,提出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方家。一些专家指出,“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文献资料。又是进行商品生产,又是使用雇工。

抗日战争前我国农民租税负担的估计

近代我国农民收入很低,而各种负担却非常沉重,因此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农民负担究竟有多重,则言人人殊,须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解放后,我曾应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之约,对抗日战争前农民负担,作过一个粗略的估计。为了迁就史料,姑且选取1933年作为代表年份。估计的结果为:

要重视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内因

如何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但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体认识,而且关系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国情的进一步了解,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本刊1988年第二期和1989年第二期分别刊登了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和汪敬虞《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两篇文章。最近又约请部分专家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今予刊登,以饷读者。我们希望有关讨论能继续深入。

天津开源垦殖公司1924年营业报告书摘要并序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步入初步发展时期。与此相应,在农业方面,从二十世纪初年起,也出现一些被人们看作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标志的垦殖畜牧公司和新式农牧场。据统计,截至1912年(实系1911年),各省申报注册的农牧公司共171家,已缴资本6,351,672元。当时民族工矿业共有厂矿521家,资本159,654,812元。前者资本总额仅及后者的3.98％。如果说这时新式工业的发展水平还很微弱。

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

该书是对近代徽州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一个微观研究,是《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的姐妹篇,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前后可比时间较长的徽州地主租薄。作者对这些地主租帐和有关文字记录,加以整理、注释、考订、统计、归纳,

近代徽州租佃关系的一个案例研究——歙县汪光裕会租簿剖析

甲午战争后三十年间乃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经济史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现存的大量徽州地主帐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当地租佃关系的宝贵史料。这里介绍的汪光裕会租簿就是其中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一册。本簿封面题:“光裕会租簿光绪拾叁年吉立。”光裕会是汪姓的一个小公堂。

徽州江姓《新置田产各据正簿》辑要

这册置产簿是江姓崇艺堂于道光十年八月建立的。据屯溪古籍书店所贴标签上的记载,簿主簿贯应在绩溪,但从簿内土名看,又似在黟县。无论如何,不出徽州范围。簿内编了号的田产共31宗,此外还有一些未编号的山场、菜地。这些田地大都是在道光十年至三十年(1830-1850年)间购置的,只有个别园地是在咸丰元年至四年(1851-1854年)收进的。本簿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置产簿,它不仅包括各号田地的买卖契据,而且记录了所有其他有关文契和批注。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同一号田地的底面权的卖契和相关文约,如“

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

从现有记载看,明清时代,有不少地方还存在一种具有严格人身隶属关系的古老的庄仆制。皖南徽州各县就是这种制度比较流行的地区之一。各地庄仆制度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单就同一个徽州地区而言,也有各式各样的庄仆,他们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別。就名称说,有所谓"庄仆","屋仆"、"山仆"、"地仆"、"地火"、"火佃"、"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徽州地区土地关系的一个实录——黟县地主《江崇艺堂置产簿》剖析

由安徽屯溪古籍书店收集的一批徽州地主帐册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这些帐册是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的自供状,也可以说是当时当地封建土地关系的实录。虽然所反映的情况带有区域性,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这些记录也或多或少从一些侧面表现出当时中国封建经济的某些特点。因此,这批帐册很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一个实例——驳斥林彪、陈伯达“两和”“互让”的谬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总是以历史唯心主义的阶级调和论作为防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欺骗和蒙蔽劳动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和腐朽制度的反动思想武器。两千四百年以前,顽固地维护日益没落的奴隶制的孔丘及其门徒,扯起"克己复礼"的黑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