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AI的源头治理:数据深度运用的风险隐忧与刑事规制

生成式AI作为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其顺畅运行有赖于海量数据的训练、学习、分析等深层次运用。基于精妙算法的加持,深度运用的数据会关涉经济利益、保密利益、使用性能等多重维度,其间不免存在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等潜在风险,甚至引发传统犯罪模式之异化。为应对刑事规制空缺、数据犯罪法益的技术性倾向及固有罪名之误区等困境,数据深度运用的刑事规制体系应当以数据技术分工为指引,及时调转治理逻辑与重心。为实现数据安全保障与技术正面价值有效释放之间的平衡,刑法介入需在利益衡量视角下充分考虑生成式AI的附随风险。刑事治理不应拘泥于数据采集和数据流动等传统规制环节,而是通过增设数据分析等专项罪名予以规范完善,并注重预防性禁令等非刑事治理手段,为数据深度运用技术的正向发展提供空间。

《体育法》评注的编纂刍议与范式设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作为我国体育法领域的基本法,其全面修订翻开了依法治体的新篇章,对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产生重要作用。但本次修法尚存些许剩余问题,伴随体育改革深化,诸多规范概念、技术用语亟待解释。短时间内再次修法并不可行,有违立法逻辑、惯例。作为法教义学的集大成者,法律评注以现行法解释为中心,关注实定法实践功效,在《体育法》新修订背景下配套评注不应缺位。经由评注对《体育法》重要内容的整理、提炼能为理论与实务界搭建沟通桥梁,并可发挥通过法律评注的信息指引、规范释义、批判检验等功能消解体育法规范的适用困局,以更精准地理解、把握《体育法》修法思路与价值取向。

重大疫情期间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居心叵测之人所编造、故意传播的虚假信息甚嚣尘上。该行为已然突破言论自由的边界,应受刑法规制。随着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该类行为的处置日臻缜密。但此罪的适用仍有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难认定、量刑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需制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合理认定标准,把握“虚假信息”基本内涵,合理解读“编造、传播”行为模式,辨析其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和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的界分,避免疫情期间刑事打击的泛化扩张。

非法集资案件中追赃挽损机制的困境与应对

非法集资案件以其涉案金额高、追偿难度大、受害范围广等特点,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金融市场的秩序与会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追赃挽损机制,以减少非法集资案件对受害者造成损失,是十分必要的。

风险刑法视阈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与规范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本罪犯罪构成,加强了刑法规范,从立法上正式扩大了入罪条件范围,弥补了刑法面对重大疫情时严重缺位的不足。该立法转变也提示解释者应对本罪的规范构造重新进行解读,鉴于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及刑事规制的必要性,应采取积极主义刑法观。在风险刑法视野下加强本罪的一般预防作用,以有效预防、控制疫情期间的各类系统性风险,而避免情绪化司法,造成对本罪解读得不周延。

刑民交互视野下“绿色原则”的刑法保障--以环境监管失职罪为视角

绿色原则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则,既体现了民事领域内对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的倡导,也是民事主体应遵循的义务性限制。其设立不单是环保理念与民法的结合,也与其他部门法有紧密的价值关联。刑法基于其强制性,能为民法中绿色原则的贯彻提供坚实的保障。其中环境监管失职罪旨在督促职能主体能切实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对于绿色原则贯彻的保障具有天然的优势。本文以此罪为视角,厘清环境监管类犯罪的特点,以期解决绿色原则在实践中所遇障碍,促进刑、民二法的衔接。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罪纳入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类型之后,该罪的行为本质由先前的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对于这一立法的转变,我们有必要对高空抛物罪进行重新解读。基于刑法释义学的理念,对于“高空”的理解应采取限制解释,即“具有产生危害人身安全抽象危险的高度”;“抛掷”的对象,不宜作特别限定,即可以包括不具有物理杀伤力的“物”;“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危险程度及实害结果。司法实践在处理高空抛物案件时,应当注意高空抛物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竞合关系,既要充分拓展本罪的适用空间,也要避免其沦为“口袋罪”。

对互联网时代下'电子商务营销'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网络为平台进行营销活动的电子商务也成为当今的热议话题.但是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明显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倡导规范电商营销至今仍只是的一个热议话题,学术界对此的关注不多.显然,只有解明在这一阶段中出现新问题、 新情况,并转向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适应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才能恰当地把握电子商务在后一阶段的转轨方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以解决当今微商营销中存在的难以'规范与监管'的问题为思路,力图从中寻找到一条兼顾便利与安全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当下火热的网络营销提供新的经验与方法.

刑法评注的功能定位与中国范式

刑法评注是对刑法规范文本的评价和注释。刑法评注致力于促进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沟通和联结,其功能不限于刑法教义学层面的知识整合与理论延展,还具有刑事立法参考和司法指导价值。刑法评注以刑法规范解释为中心,从条文解读、学理研究、案例评析等不同面向,增强刑法规范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随着中国刑法教义学理论发展,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趋于成熟,系统开展刑法典评注编纂的条件基本齐备。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刑法典评注编纂进度不宜过快、规模不宜过大,应当循序渐进。中国应在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基础上,从刑法评注的体例设置、内容安排、进程规划、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把握立足本土、兼收并蓄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评注模式。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的类型化分析

我国刑法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认定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财物的没收存在法律属性不清、判断标准不明等困境,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兼具维护财产秩序与预防犯罪的功能,所没收的财物危险性应与违禁品相当,并遵循事实评价到价值判断的顺序,采取类型化的分析方法,综合考察涉案财物自身价值、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在利益衡量视野下进行判断。

《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激浊扬清

随着我国以注册制为核心的证券市场改革稳步推进,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已于2020年明旧起正式实施。多项重要制度举措出台,助力完善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包括注册制入法、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

网络视域下窃取数字货币行为的法教义学解读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数字货币逐步取代传统纸质货币。相较于传统纸质货币而言,数字货币被窃取的风险性更大,这对我国刑事治理体系提出了兼顾系统安全的同时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的要求。目前,对于窃取数字货币的行为应当从刑事法层面予以规制已获得基本共识。但不论是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数字货币窃取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分歧,究其根本,在于目前我国尚未就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达成一致。这不仅反映了新兴技术对现有刑法制度体系的冲击,也表明了我国刑法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因此,对数字货币加以类型化分析从而厘清其法益属性是在刑事法层面建立数字货币完善保护体系的首要之义。在此基础之上,当从法教义学层面展开具体分析,解构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第285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而探讨窃取数字货币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为进一步完善数字货币的法律保护体系,实现对窃取数字货币行为的精准打击提供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