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行政负担研究进展与展望

行政负担是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作为摩擦成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行政负担为政民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解释空间。论文运用系统性综述法对行政负担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整理归纳了公共管理领域中行政负担的研究现状,梳理了行政负担的概念内涵及其测量工具与研究方法,讨论了行政负担的起源、影响与消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供扩展和深化的行政负担研究的知识框架。研究发现,行政负担是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障碍或摩擦,行政负担与繁文缛节、泥淖、折磨机制等相关概念密切相关;行政负担的测量可以分为主观感知和客观统计两种方式,经历了由单指标测量到多指标测量的转变;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是行政负担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行政负担的起源包括国家、组织和公民层面的多重因素,其影响呈现出从关注个体态度到关注行为结果,从关注政治与组织层面到关注个体层面的研究态势。未来行政负担研究应关注以下方面:行政负担概念内涵的深化与测量工具的开发,行政负担的影响与调控机制的推进与发展,行政负担的缘起与消解策略的丰富与拓展,以及立足于中国情境的行政负担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国家机关事务政策生产宏观图景的政策文献计量研究

围绕机关事务政策文本中的权威部门(政策制定者)这一核心要素,结合政策文本的数量、发布时间、政策主题、政策特别说明、政策体例等变量,归纳总结1982年到2016年国家机关事务政策制定的基本特点发现,机关事务法律法规在制定结构上,具有多权威控制和政策依赖的特征;在制定方式上,体现了强调“试点”和“稳定”的政治文化;在政策发展上,形成了独立的机关事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新时代推进机关事务法治建设需要从坚持法治引领,加快推进机关运行保障管理立法,聚焦工作效能,继续完善机关事务管理各项制度,加强理论研究,不断夯实机关事务法治化建设的智识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基于TAM和BRA整合模型的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与行为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的整合模型,依据对上海市公务员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开放数据采取了选择性开放策略。其中,感知有用性会直接影响政府数据开放意愿,感知易用性、感知收益、感知有用性能够直接影响政府数据开放行为;感知风险负向影响政府数据开放意愿,而对政府数据开放行为没有直接影响;推动意愿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收益与推动行为之间发挥着较强的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有用性与推动行为之间呈现出完全中介效应。未来,政府部门应明确数据开放清单,健全数据开放风险管理的法规制度,强化激励机制,避免单一部门的选择性行为,实现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政府数据开放。

厦漳泉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评价——基于PSR-GCQ模型

基于PSR与GCQ模型分别构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测度了2010-2015年厦漳泉城市群生态环境一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序列来看，厦漳泉城市群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趋于高水平；从空间来看，厦门、漳州、泉州3个城市耦合协同水平良好，厦门市的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最佳，在整体城市群建设中占主导力量。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促进厦漳泉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生态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耦合协调评价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文章评价了2011—2015年厦门市城市生态化与智慧城市耦合协调关系,并对该区域城市生态化与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了5年预测分析。结果显示：（1）整体上看,厦门城市生态化与智慧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良好,且城市生态化水平高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5年间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差值日益缩小;（2）相比2011年,2012年厦门市智慧城市与城市生态化建设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别增幅56.6%和58.7%,耦合协调逐步趋于高水平协调;（3）如果2016—2020年厦门市智慧城市与生态化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延续2011—2015年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20年比2015年增幅将达到97.5%,未来厦门市智慧城市生态化建设程度会愈发成熟。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福建省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集绿色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扶贫模式。近年来,福建省生态扶贫成效较为显著,宁德市屏南县、寿宁县等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因此,在对生态扶贫内涵与生态扶贫模式阐述的基础上,以福建省为例,对其生态扶贫优势与困境进行深入解析。研究表明,当前福建省具有政策、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优势;面临扶贫资金分散性与有限性,自我脱贫能力不足、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及自然灾害频发等劣势条件。为提高福建省实施生态脱贫战略成效,针对福建省面临困境与优势条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建立扶贫与保护部门协调机制;培育发展绿色优势产业;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移民联络制等,保障贫困地区立足绿色发展理念下打赢脱贫攻坚战。

基于智慧旅游平台的福州市智慧旅游建设研究

福州市智慧旅游存在公信力较低、服务平台管理较滞后、同质化较严重、交通网构建不健全等问题。创新福州智慧旅游建设模式、提高福州智慧服务旅游平台管理水平、完善智慧旅游配套服务、完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交通网等方式可以促进福州市智慧旅游发展。

基于CiteSpace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基于CiteSpace软件,以CNKI与WOS数据库中2003—2017年645篇城市群生态安全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现状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15年来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呈波动上升态势,2008年后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发文量、文献及作者被引频次逐年增高;国外历年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网络离散,关键词中心度较低,突现词单一;国内研究网络完整,前沿分支较少,且尚未构建完整的研究体系框架,其中"可持续发展"突现频率最高、"生态安全"突现时间持续性久、"PSR模型"是最新突现词频;国内"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国外"污染与增长"等是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热点。总体来看,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更加强调多学科与多角度开展理论基础研究,注重内部机理与外部构建协同作用,静态与动态测度相结合进行生系统安全评价与分析,不断趋向网络化治理和生态安全治理等研究将成为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与角度。

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基于DPSIR-TOPSIS模型

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分析方法和障碍模型,以2010—2015年中国27个地区样本数据,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较好,西北部与西南部省份水平较弱,且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具有一致性;(2)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在科技创新、生态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阻碍其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从障碍因素诊断结果来看,污水集中处理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中国多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公民电子参与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公民电子参与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兴议题.如何提升公民电子参与水平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在阐释公民电子参与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公民电子参与的困境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提升公民电子参与水平的策略,包括增进官民间信任,形成政府与民众互信的良性循环;增进公务人员对待电子参与机制的积极态度;加强公务人员的技能培训与教育,提升其使用电子参与平台的能力;发展电子民主,促进公众电子参与.

精英文化如何影响公民信任?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公民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保证,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要求与核心。本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的影响,并检验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公民情感信任的负向影响强于对能力信任的负向影响;社会舆论评价与官民互动经验缓解了精英文化对公民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负向作用,提高了官民互信水平。这一结果说明,培育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与大众情怀仍至关重要,只有当公务员认可和信赖群众时,在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助于塑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促成政府与民众互信的良性循环。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官民信任的认识,也能为未来提高官民信任、重塑社会互信的实践提供经验层面的支持。

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TAM和TPB整合模型的经验研究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组织文化如何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与行为——基于上海市公务员调研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组织文化是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要软实力。基于上海市公务员调研数据的探索性研究表明,组织文化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公务员推动意愿,通过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公务员推动行为。未来,政府部门应重视培育开放和共享的组织文化,重视公务员的思想引导,提高公务员的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为推动开放政府建设创造条件。

中国精准扶贫建设历程:路径、模式与趋势

对传统扶贫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进行梳理,归纳出我国扶贫的四个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救济式"扶贫、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发式"扶贫、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多种扶贫方式相结合以及2014年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等。"互联网+"为大数据精准扶贫模式提供基础,在分析"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特征与应用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主体、技术、政策、信息、供需和监督等六方面对"互联网+"精准扶贫与传统扶贫模式进行比较,指出"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解决了传统扶贫模式中"瞄不准"造成的主体不清、技术偏差、政策执行不畅、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及监督不到位等问题,诠释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使用是否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挑战?——基于政府绩效评价和非制度化参与视角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s)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影响的不断加深,互联网已然成为政府塑造和影响公共关系的重要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互联网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参与形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立足于政府和公众两个视角,采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围绕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非制度化参与,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政府的绩效评价;同时,由于互联网在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方面所发挥的助推作用,互联网使用也显著提高了公众非制度化参与的行为倾向。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互联网确实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在网络化治理过程中,建立合法有序的互联网平台、完善网络治理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能力、重塑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推动现代化治理、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