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与贞元士人思想学术之歧——以文道观念为中心

韩愈在中唐的真实影响力值得商榷,贞元士人有不少关于韩愈的批评。在文道关系、道论建构和论学的心性旨趣三个方面,韩愈与贞元士人存有分歧。韩愈认可文的独立性,又以道为文之质,文、道一体而有别。韩愈以弘道为儒士之责,并论证人之天性可以近道,为道寻找内在依据,发展出了言心性的旨趣。贞元主流则分沿文、道思考中兴,前者主张将文回向风雅传统;后者强调以道经世,以天人相分诠释历史,洞察天命。道被诠释为蕴含在礼乐刑政之中的历史规律,并形成了以制度实现中兴的思想进路。而性命之学内向于人,被贞元士人挡在经世主题之外。这些思想学术的分歧折射出中唐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论汉、宋儒学对《论语》“义”字诠释的分歧

“义”本义为“所宜为”,古代学者最初以“义”形容和修饰顺应正道的事物。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义”作为超越具体行为而存在的德目,已被学者普遍接受。《论语》中,孔子以“义”概括合礼之行。但孔子时代对“义”的诠释尚未触及“义”与行为主体的关系问题。汉学系统认为行为主体不可自行解释自我之行是否合“义”,因为“义”外于“我”,它是伦理规约。个体须学习以明“义”,个体行动的核心问题是“我”该怎么办;宋学系统认为“义”是理之一端,为各人自具,“义”当自内求。个体应以涵养工夫明“义”,并自行回答行动与“义”的关系问题,以回应“义”的自我道德要求。

论儒家自我规约的政治伦理倾向——以同人卦辞及其二、五爻的诠释为中心

儒家论政常有明显的自我规约倾向,《周易·同人》是这种政治伦理倾向的典型范例。该卦以和同他人、行君子之治为论,其六二、九五爻启示了君主遇“不和”之境的处理方式。虽然在诠释方式和具体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易》汉学、《易》宋学一致认为,君子应以守正为任,节制情绪,慎用武力,以文德为本,以正身为务,如是则无往不利,“不和”亦会转化为“和”,则同人卦义的精神旨归在自我规约。《周易》帛书本文字与传世文献略有不同,但帛书本立论仍坚持以“德”为中心,即依然坚持自我规约的立论宗旨。诸家对同人卦诠释的共同精神表明,儒家论政是以自我规约为内在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