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射流机理的泥浆罐清洗工艺参数研究

针对传统钻井泥浆罐清洗采用人工进罐作业,存在安全隐患及效率低等问题,结合泥浆罐结构和罐内油泥沉积特点,从泥浆罐清洗工艺出发,分析“以油洗油”射流方式对罐内油泥冲击、破碎和溶解的清洗机理,开展射流轨迹模型、喷枪清洗模式、射流打击力等研究。结果表明,当射流压力为0.7 MPa、流量为500 L/min、喷嘴出口直径为18 mm时,以白油为射流清洗介质,当靶距为8 m时,射流打击力为213 N,所研制的三维旋转喷枪完全满足典型钻井泥浆罐清洗作业要求。同时,三维旋转喷枪设置有罐底和罐壁2种分区清洗模式,通过清洗模式的切换,实现泥浆罐全方位清洗。研究结果可为泥浆站钻井泥浆罐安全、高效、自动化清洗提供参考。

“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一、复须时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

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南齐诗分为三体,即"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而在南朝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前两体考察后可知:"谢灵运体"的特点是"启心闲绎,託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未为准的";弊病为"疎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源头诗人"是谢灵运;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谢朓。"傅咸、应璩体"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弊病为"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其"源头诗人"是傅咸、应璩;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王俭。

《文选平点》翼证一则

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文赋》一句的注释对季刚先生置疑。笔者搜辑大量前贤论述资料及部分汉学家的研究 ,在比勘考证的基础上 ,为季刚先生精约的笺识作一篇翼证 ,同时驳郭氏之说。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爲中心

義熙年間劉裕的兩次重要的北伐,一是對鮮卑族的南燕,一是對羌族的後秦。前者史書多稱“廣固之役”,當時文筆表策,均出王誕之手;後者之軍中文書則多由北地傅亮掌筆。義熙十二年至義熙十四年,劉裕北伐軍攻陷天下之中洛陽、長安,傅亮爲此撰寫了《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與《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結合義熙年間北伐後秦行軍的地理位置變化,可考證“二教”的具體撰寫時間;今將“二教”置於劉裕身分“宋公”、“加九錫的宋公”、“宋王”的關鍵節點再加以文本詳考。在宋初“經史之學”向劉宋中葉“詞賦之學”的演進途中,傅亮是一位非常有標誌意義的人物,他在文學史甚至是在中古政治史上的地位應該得到重新審視。

“皇后敬父禮”之鄭玄、邴原駁議考——以漢伏皇后、晉褚太后爲例的經學研究

提要:建安元年,關於伏完覲見其女伏皇后應當採用何種禮儀,許都"三公八座"在四種初擬意見之中廷議不決,大儒鄭玄讚同第四種折中於君權與父權的意見,衆人皆服,唯邴原獨持異議,通過對《春秋》《孝經》的不同經解,認爲應尊重父權的絶對性。本文隨後梳理了北海邴原的經學特質及其具體駁議鄭玄之方式與層次。但此次争議在漢末三國時代未能有定論。東晉穆帝永和九年,關於褚裒如何覲見其女褚太后,"皇后敬父禮"再次展開。朝廷分爲鄭玄派和邴原派,前後激烈争議數,從經學家之間相對純粹的討論,轉向東晉門閥士族之間的往復博弈。最終"鄭玄派"獲得褚太后的首肯。總之,本文以中古史上兩次"皇后敬父禮"爲核心,力求在經學史和政治史的脈絡中理解這兩次争議。

石勒“趙王元年”與慕容儁“燕王元年”——從“春秋列國故事”看十六國前期政權的正統化

一、中國中古的"時間"與攣鞮氏血統的終結五胡十六國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歷史的一環,它與漢人正統政權晉、宋相始終。華北諸民族政權戰和不一,作爲"無法維持的中心",1這一時期的歷史無疑是中國史上最紛繁複雜的。歷代研究它的難點,以時間、地域、民族關係等爲主。

王權、王言與高僧 ——晉孝武帝、苻堅等南北六主致書僧朗初探

東晉十六國時代,擁有咒術與精通讖緯的泰山高僧僧朗,他與公元四世紀南北六位君主:苻堅、姚興、慕容垂、慕容德、晉孝武帝、拓跋珪之間有過致書與答書,其事件經緯與具體文獻,記載於《高僧傳》、《廣弘明集》之中.通過對他們之間書信的文本細讀,可以認爲五胡十六國的霸主,對具備神異或通曉占候的高僧,都有一種共通性求願傾向,目的是爲了順利完成自己的霸業.其中關係最爲緊密的是南燕慕容德,僧朗爲其定都獻策.而淝水之戰後的晉孝武帝希望自己能够成爲宗教思想的大護法.作爲記録者的唐代道宣,有他自己的弘法意圖,一方面以此南北六主爲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又塑造了"赫連滅佛"的負面形象.

經學與中國文獻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2013.8,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中文系學風遠接乾嘉諸儒,近承章黄學派,故歷代不乏經史校讎之名家,如黄季剛、王伯沆、黄淬伯等。南京大學中文系自從2007年更名爲南京大學文學院之後,對經史之學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且整體上對“文”的理解,毋寧說更傾向於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之畛域。

簡評郭永吉《六朝家庭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研究》

郭永吉博士,1971年生,學術專長爲兩漢經學史、漢魏六朝學術、文化與辭賦等,師從臺灣著名學者朱曉海先生,治學由經、史入手,而後擴及文學領域,傳承老一輩學者嚴謹的態度。且受業於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門下,對出土文獻亦多有涉獵。新著有《六朝家庭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研究》(新北:華藝出版社,2013年12月)。

京都毘沙門堂藏蕭子良《篆隸文體》舊鈔本考--兼論南齊建康皇室學問的構成

一舊鈔本《篆隸文體》概述日本京都市山科毘沙門堂藏有一份題爲“侍中司徒竟陵王臣蕭子良”的《篆隸文體》舊鈔本卷子,于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被日本政府指定爲“國寶”①。卷子的鈔録年份,被推測爲鐮倉時代以下。這份舊鈔本卷子,山田孝雄曾經親眼所睹,除了在其著《典籍説稿·國寶所在目録》有所著録外,還在《典籍雜考》中,對該舊鈔本形態,作了準確的描述,先翻譯如下:本書卷子一軸。紙幅縱一尺四分,表紙幅約八寸弱。

隸古定本,不絶若綫——唐鈔本“《古文尚書》”九條、神田二種考銓

一序説竹帛棃棗,鈔刊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叚,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輯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孫詒讓《札迻自序》(2)經學中之今古文問題以《尚書》最複雜;加以字體傳訛者彌多,遂至紛亂而不可董理。

南監本《南齊書》荻生徂徠批校識語輯考(卷一至卷二十)

凡例一、本輯存考異(下簡稱“輯考”)稿所用之底本爲昭和四十五年(1970)七月,日本汲古書院影印著名儒者荻生徂徠批校明代萬曆年間南監本《南齊書》。二、首頁有日本著名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和刻本南齊書解題》,原爲日文,現撮其要轉譯如後。

浅谈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控制

文章通过剖析动态造价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处理对策。

南監本《陳書》志村楨幹批識輯考

凡例:一、本輯考所用底本爲昭和四十五年(1970)十二月,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志村楨幹批校明代萬曆年間南監本《陳書》,版心爲單魚尾,刻有“寶永三年”及“松會堂”等字。“寶永三年”爲公元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松會堂”指江户長谷川町書店的松會三四郎所經營的松會堂。此書爲“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趙用賢校正”、“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楨幹句讀”並批識。每卷之末,有“正誤凡幾志村楨幹謹識”字樣。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十年发展述评(2009一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2009-2018年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繁荣上升期,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扩张明显,比较文学发展平稳。“两古”学科领域,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归、文本理论的兴起与稀见文献的发掘代表了此一时期的主流。现当代文学研究迈入了多元探索的新阶段,已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作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尚未经典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则与文学创作现场保持紧密联系。文艺学聚焦后现代媒介冲击之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语言学重视传统研究领域和新方法、新技术的交叉,在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研究领域。文字学方面新出土文献的整理、训诂以及古文字辨析考释方面都出现了大量成果。相较而言,比较文学专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力作,但未能对学科整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代的国书事件及其文本阐释探微

大业三年(607),日本的第二次遣隋使向隋帝国递交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以隋代王言为视角,通过对遣隋使派遣与国书的文本细读两个层面梳理,可以看到古典的汉字书面语成为中世纪东亚共享的文化遗产。然而,它的引入与使用,却引起了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上的纷争。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君臣(内臣、外臣)关系在中世纪“国际”文书制度上被表现出来,其中还蕴含了佛教的东西观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固有的文化价值,还有王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权力。

晋初礼制与司马氏帝室--《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胜义蠡测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出土于1931年,该年底即有余嘉锡、顾廷龙等名家撰文考证碑文、碑阴名录等史实。此后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胜义发挥无遗,似无多矣。然有两"不可解"之处为余嘉锡等先儒及中日时贤所未及。其一"不可解":古来仅有皇帝"临辟雍",皇太子断无临辟雍之礼,何以《晋辟雍碑》记载皇太子司马衷两次莅之?其二"不可解":《仪礼·乡饮酒礼》为士大夫之礼,古来无皇帝亲行之例,何以晋武帝为之?研究发现两个"不可解"背后体现了作为河内大士族成员的西晋武帝司马炎处于六朝初期的时代大变局中,对士族群体之微妙态度,及其为保护即将成为第二任皇帝的太子司马衷而采取之种种经学制度上的因变措施之原因。